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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介亭杂文末编》:三月的租界

  今年一月,田军发表了一篇小品,题目是《大连丸上》〔2〕,记着一年多以前,他们夫妇俩怎样幸而走出了对于他们是荆天棘地的大连——
  “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我们的心才又从冻结里蠕活过来。
  “‘啊!祖国!’
  “我们梦一般这样叫了!”
  他们的回“祖国”,如果是做随员,当然没有人会说话,如果是剿匪,那当然更没有人会说话,但他们竟不过来出版了《八月的乡村》〔3〕。这就和文坛发生了关系。那么,且慢“从冻结里蠕活过来”罢。三月里,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说道——
  “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
  谁说的呢?就是“有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八月的乡村》“里面有些还不真实”。然而我的传话是“真实”的。有《大晚报》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坛》上的狄克〔4〕先生的文章为证——“《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5〕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6〕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在希忒拉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
  这样的时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罢,田军早早的来做小说了,却“不够真实”,狄克先生一听到“有人”的话,立刻同意,责别人不来指出“许多问题”了,也等不及“丰富了自己以后”,再来做“正确的批评”。但我以为这是不错的,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可惜的是这么一来,田军也就没有什么“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的错处了。立论要稳当真也不容易。况且从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来,要知道“真实”似乎也无须久留在东北似的,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约就留在租界上,并未比田军回来得晚,在东北学习,但他们却知道够不够真实。而且要作家进步,也无须靠“正确”的批评,因为在没有人指出《八月的乡村》的技巧上,内容上的“许多问题”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经断定了:“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豫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到这里,就是坦克车正要来,或将要来了,不妨先折断了投枪。
  到这里,我又应该补叙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题目,是:《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发表时,这才解除它的任务,而《八月的乡村》也许再有些生机。因为这种模模胡胡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胡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
  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的缘故。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
  四月十六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夜莺》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2〕田军参看本卷第288页注〔1〕。《大连丸上》,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海《海燕》月刊第一期,当时大连是日本的租借地。
  〔3〕《八月的乡村》田军著的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鲁迅曾为之作序,并将它编入《奴隶丛书》,一九三五年八月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
  〔4〕狄克张春桥的化名。张春桥,山东巨野人。当时混进上海左翼文艺界进行破坏活动。七十年代是“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的攻击《八月的乡村》和攻击鲁迅的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的《大晚报·火炬》。
  〔5〕高尔基出生于木工家庭,早年曾当过学徒、码头工人等。
  〔6〕吉须(EEKisch,1885—1948)也译作基希,捷克报告文学家。用德文写作。希特勒统治时期因反对纳粹政权而逃亡国外。
  “九一八”事变后曾来过我国,著有《秘密的中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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