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冯雪峰全家合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国民党政府军队的围剿中失败,奋起,辗转突围,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远东及整个国际形势的估计,确定为帝国主义企图发动反苏战争,因此,极力要把日本点燃的战火控制和熄灭在中国土地上。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还未足以壮大到可以成为反侵略战争的领导者,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中国抗日,于是把大量的军事援助倾注于国民党,对于共产党,只是提供急需的药物,医疗设备和政治读物,以及不容违拗的指示。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共代表王明作了《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其基本精神,反映了莫斯科方面的政策立场。
自东北四省沦陷以后,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相继发生。12月9日,北平学生走上街头,高呼口号,集中涌向新华门。国民党当局不但拒不接见请愿学生,还出动军警驱赶,致使学生30多人被捕,100多人受伤。这就是有名的一二?九运动。运动进一步暴露了政府反人民反民主的实质,揭示了依靠民众的力量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必要性。
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了会议,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属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权问题上,毛泽东从党的利益出发对蒋介石所作的揭露和谴责,与鲁迅对国民党政府的敌对态度是相一致的。这是结论的一致。鲁迅并不十分了解共产党的真实立场,在上海,凭借国民党控制下的有限的几家报纸,他不可能获得更多的关于共产党和红军方面的信息。左联党组与中共中央实际上也处于隔绝的状态,何况“周扬之流”以党的面貌出现,使他时时感到愤慨,孤独与悲哀……
他曾写下自作的七律一幅赠许寿裳,云: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沈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同一天,还为友人写了两幅字,一是唐人钱起的《湘灵鼓瑟》,一是明人项圣谟的“风号大树中天立”的题画诗,此诗他已写过不只一次了。数天后,还写过几幅字赠人,大抵抒发寂寞之感。还选取南宋郑所南的《锦钱余笑》,写作条幅赠增田涉,诗云:“生来好苦吟,与天争意气。自谓李杜生,当趋下风避。而今吾老矣,无力收鼻涕。非惟不成文,抑且错写字。”一切豪情如虹霓在眼,转瞬即逝,幽默里包含着一种自觉无力收拾的人世的辛酸。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左联代表萧三写信回国,指示在组织上取消左联。
信是由鲁迅转左联的。鲁迅很清楚,此信并不只是代表萧三个人。信里从对“新月派”和“第三种人”的评价,几年来思想文化界的论争,直到统一战线问题,在鲁迅看来都有不少混乱的、糊涂的、错误的地方。对于左联的关门主义的严重性,他比任何人都有着更清楚的了解,他曾对人说过,“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岂止关在门外而已!还要鞭扑不止!1935年至1936年间,“鞭子”之喻,在信中就不知使用过多少次。他信中称周扬为“元帅”、“工头”、“奴隶总管”、“指导家”,不但自己不做事,还指责别人不做事,甚至指责他“懒”,“不写文章”。青年朋友萧军一度想加入左联,他的意见很明确,就是:“现不必进去。”对于左联的核心,显然,他已经完全失望了,可是现在要取消它,无论从理性还是感情方面,他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左联成立时,他甘愿被利用,一者因为盟员都属于文学青年,二者是为了对付当局。那时候,说起态度来,还不算怎么积极坚决。可是,等到柔石等人牺牲以后,他就从感情深处把自己同左联的命运连结到一起了。要把这些给忘记掉,全盘放弃这个柔石们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作代价的团体,甚至同杀人者携手组织“统一战线”,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此外,由外部和上头指示解散的做法,也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作为一个自动组织起来的团体,成立与解散,都一样是内部的事情。关系到左联命运的大事,不管是谁的命令,都不能代替盟员自己的选择。因此,在把信转给左联党组之后,他便期待着盟员中间有一次集体的民主讨论与磋商。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解散左联的计划实际上早已在酝酿和实施之中了。
早在10月上旬,新“文委”组建完成,左联党团书记周扬仍被推举为书记,在收到萧三的来信前,以周扬为首的“文委”成员即已从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和共产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上分别看到《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大会上的报告,开始为建立抗日联合战线而积极行动了;萧三的信件,只是促进原计划的完成罢了。12月间,周扬在他家里召开了一次“文委”扩大会,决定解散“文委”所属各联,其中包括左联,并且把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提到议事日程上。会上还决定“文总”解散后,成立一个新的党团实行统一领导。
可是,要解散左联,必须取得鲁迅的同意。他们都知道这老头子不好对付,经过研究,决定由夏衍先找茅盾,通过茅盾了解鲁迅对萧三来信的意见,再考虑下一步行动。
茅盾转述了周扬夏衍等人的意见,鲁迅的回答很简明:组织文艺家抗日统一战线的团体我赞成,“礼拜六派”要是赞成抗日,参加进来也无妨。但是,这个团体的核心必须是左联,倘使左联解散了,我们不但统不过来,结果恐怕还得被人家统了去。在统一战线问题上,鲁迅认为存在着一个主体,一个核心问题。
三天后,茅盾如约将情况告诉周扬和夏衍。夏衍辩解说,组织不会没有核心,我们这些人都在新组织里面,不是核心么?茅盾表示愿意把这个意见再传达给鲁迅。第二天,茅盾到鲁迅家里,说明来意之后,鲁迅什么意见也没有,只是笑了笑,说:“他们这班人我早就不相信了!”
周扬决定让徐懋庸以组织的名义,再次找鲁迅谈。鲁迅毕竟鲁迅。绕开走是不行的。然而,无论徐懋庸或是茅盾,出使都没有结果。鲁迅一点没有改变的意思:不赞成解散左联。在左联常委会上,徐懋庸汇报了有关鲁迅的情况,并且表示赞同鲁迅的意见。主持会议的是上海“临委”的胡乔木,在他的指导之下,大家一致讨论通过解散左联。会后,胡乔木让徐懋庸继续做鲁迅的工作。当徐懋庸把会议的决议及胡乔木的意见向鲁迅传达以后,鲁迅表示:左联是大家的,既然大家主张解散,我也没意见了。于是,提出在解散时发表一个宣言。他认为,如果不发表宣言,社会上会认为经不起政府方面的压迫,是自行溃散的。周扬开始说,可以讨论;过了几天,对徐懋庸说:讨论过了,认为“文总”所属的左翼文化组织很多,都要解散,都发表宣言,太轰动了,影响不好。因此,决定左联和其他各联都不单独发表宣言,只由文总发表一个总的宣言就行了。为此,徐懋庸第三次找鲁迅,鲁迅答复说也好。可是过了几天,周扬又说文总也不发表宣言了。徐懋庸第四次去见鲁迅,当鲁迅听完这套不成理由的理由时,脸色一沉,于是一言不发。
一度轰轰烈烈的左联,就这样,在中国文坛上终于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1936年4月,徐懋庸看到日本《改造》杂志所载,“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来华,向鲁迅问起左联的情况,鲁迅回答说:“我本来也是左联的一员,但是这个团体的下落,我现在也不知道了。”接着,又在《光明》期刊上看到鲁迅复何家槐的信:“我曾经加入过集团,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他觉得鲁迅说不知道是意气用事,于是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很快,他收到了鲁迅的回信:
……集团在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
…………
至于“是非”,“谣言”,“一般的传说”,我不想来根究或解释,“文祸”更是防不胜防,而且也洗不胜洗,即使到了“对嘴”,还是弄不清楚的。不过所谓“那一批人”,我却连自己也不知道是“那一批”。
……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显然,这是一封绝交信。但鲁迅所拒绝的绝不只是一个徐懋庸,在写给杨霁云的信中,他曾经这样指出: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
随着左联的解散,一个原先叫“作家协会”而后叫“文艺家协会”的新组织,开始积极筹备起来。
出面同各方面联络的是郑振铎和傅东华,而这两个,在左联常委分工中是归周扬负责联系的。郑振铎和傅东华为了加强号召力,又拉了茅盾做发起人。茅盾自觉他在文坛中的特殊地位,当左联内部明显地分成两派对,他开始力求保持中立,后来就随着周扬派势力的增长而一边倒了。
自《译文》事件之后,鲁迅与茅盾之间的隔阂加深了,但是还不至于发展成为很大的矛盾。在一封信里,茅盾谈到全国的救亡形势时说:“看来春天真的要来了。”鲁迅回信说“春天来了”的感觉未免太早,还表示了“作家协会一定小产”的看法。他想不到茅盾会成为协会的核心,只是认为与郑振铎的经营有关:到了4月26日,才在给曹靖华的信中透露说,茅盾已经同郑振铎站在同一阵营里了,并且掌握了指挥权。十天后,他在信中再次讲述到协会的情况,说:“此间莲姐家已散,化为傅、郑所主持的大家族,实藉此支持《文学》而已,毛姑似亦在内。旧人颇有往者,对我大肆攻击,以为意在破坏。但他们形势亦不佳。”“莲姐家”,即左联;“旧人”,指左联同人;“毛姑”就是茅盾。
在同一封信内,鲁迅还写道:
《作家》,《译文》,《文丛》,是和《文学》不相合的,现在亦不合作,故颇为傅郑所嫉妒,令喽加以破坏统一之罪名,但谁甘为此辈自私者所统一呢,要弄得一团糟的。近日大约又会有别的团体出现。我认为这是好的,令读者可以比较比较,情形就变化了。
鲁迅所以对组织别一团体发生兴趣,是因为可以借此打破由周扬等人计划傅郑出面主持的“大家族”的一统天下。整个中国文坛的情状是令人忧虑的。曾经与鲁迅发生论争的创造社的一群,开始同原来对立的文学研究会合流,这是一股无论凭资历或是实力都是足以左右文坛的力量。多年来尚未消除的思想矛盾,虽然经过左联这一共同体的一定程度的阻遏,因为形势的剧变,而今却有了进一步扩展的趋势。
周扬派人反复游说鲁迅,让他加入协会,他都加以拒绝。从2月到5月,他在多次通信中表明了这种决绝的态度。
经过四个月的酝酿,在“大家族”的主持下,中国文艺家协会终于在6月7日正式成立。到会达七八十人,青年人不多。会议通过了主席团,宣读了茅盾起草的宣言,以及协会章程。组织庞大,机构重迭,颇有衙门化的倾向。茅盾是常务理事召集人,计划中是可以统领整个协会的工作的。周扬等办的《文学界》当作协会的会刊,由徐懋庸负责。可笑的是,大会还一致通过了致鲁迅——一个拒绝本团体的人——的慰问信。
鲁迅曾经参加与筹划的别一团体始终没有成立,只有在文艺家协会成立后一个星期,发表了一个宣言,名为《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由巴金和黎烈文起草,经鲁迅作过文字上的修正。与《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不同的是,它不是通过大会上宣读通过的办法,而是采用分头联系,说明原由,个别协商,征求签名的方式。《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强调“全民族一致救国的大目标”,贯穿着“国防”的精神。《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则强调宣言者在“争取民族自由”的大前提之下,保持“各自固有的立场”,本着“原来坚定的信仰”,沿着“过去的路线”,加紧“从事文艺以来就早已开始了”的工作,也就是强调斗争的持续性和多面性,强调构成“民族”的一分子的自由。这种个体自由,不应因为“统一战线”的确立而被泯灭。
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信中,鲁迅说过:“《文艺工作者宣言》不过是发表意见,并无组织或团体,宣言登出,事情就完,此后是各人自己的实践。”他是看重个人实践的。对于文艺家协会,由于是脱离了文艺家的个人实践而成为“吓成的战线”,所以他对曹靖华说起这个组织时,这样下断语道:“作家协会已改名为文艺家协会,其中热心者不多,大抵多数是敷衍,有些却想借此自利,或害人。我看是就要消沉,或变化的。”
事实上,不多久,协会也就无疾而终了。
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从陕北来到上海。
冯雪峰此行的任务是在上海各界,包括文化界,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了解和寻找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并将有关情报及时报告中央。他到达上海后,次日即来到鲁迅家里。见面之后,他想不到鲁迅会冒出这样的话:
“你们从那边打过来,该不会首先杀掉我的吧?”
冯雪峰一点也不了解鲁迅的处境,不明白这些感慨从何而来。鲁迅说话很平静,并不需要什么回答似的,甚至让人怀疑他在独自赏玩着他的牢骚:
“近来我确实觉得有些乏味,真想到什么地方玩玩去,什么事情也不做……”
“我成了破坏国家大计的人了……”
“脾气也确实愈来愈坏,我可真的愈来愈看不起人了……”
接下来,鲁迅才陆续向冯雪峰谈了文艺界的一些情况,包括生活书店,《译文》,以及与茅盾的关系等,毫无保留地发泄对周扬、夏衍和田汉等人的不满和憎恶。最令他气愤的,是因为不赞成“国防文学”的口号和拒绝在“文艺家协会”发起人中签名而遭到的各种攻击。
按照原定计划,冯雪峰很快同茅盾见了面。关于上海文艺界,他了解到,茅盾的基本倾向接近周扬,而与胡风相对立。对于胡风,茅盾竟毫不掩饰内心的不满情绪,这是他意想不到的,最早见到党员是周文,其次是王学文。大约过了二十天,冯雪峰请王学文约周扬见面,周扬拒绝了。周扬不相信他是从陕北来的,要他把证件拿出来,并且散布说他“假借鲁迅名义”等等。其实,冯雪峰遭到拒绝的真正原因,是他到上海以后,没有首先找周扬和“文委”的人,而先找了胡风,特别是没有和他们商量之前,就和胡风商量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而与“国际文学”口号相对立。
早在1934年10月,周扬就以“企”为笔名,在《大晚报》副刊上介绍苏联的“国防文学”,并提出“国防文学”创作在中国的急迫性。一年后,周立波撰文进一步明确“国防文学”的内涵,何家槐等也发表了关于“国防文学”的文章,列举岳飞、文天祥等古代文臣武将,鼓吹“民族英雄”的“复活”。在中国,“国防文学”作为一个口号而被大力提倡,是由周扬定调的。1936年2月,周扬征得文委内部的胡乔木、夏衍、章汉夫等人的同意,设法在组织上传达贯彻口号的精神,然后通过各种渠道和媒介进行广泛的宣传。于是,不仅上海、北平、广州,连日本东京的左联盟员和文化界,也都纷纷发表赞成这一口号的文章,迅速形成一股“国防文学”热。
胡风是在一篇题为《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的文章中,把新的口号提了出来的。文中阐明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的现实的生活基础,以及反映在文学方面的新的美学基础;特别强调了劳苦大众的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一致性,以及有着统一主题的文学与人民大众生活的血缘关系。
文章发表之后,立即受到徐懋庸和周扬的反击。冯雪峰怕把事情闹大,给“统战”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阻力,便制止胡风作任何解释。但是,文坛很快分成两派,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拉开了战幕,“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特辑”和“国防文学特辑”也都在刊物上出现了。
就在这时,鲁迅病倒了。
也恰在这时,鲁迅收到一个署名“陈仲山”的“托派”来信,以及附寄的刊物。但是,他已无力复信,便把事情委托给了冯雪峰。此外,冯雪峰还以鲁迅的名义,发表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表明了对两个口号的意见。文章发表以后,赞成的文章并不多,而宣扬“国防文学”,反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文章却连篇累牍,有增无减。后来,连郭沫若、茅盾都卷进去了。对于两个口号的态度,可以说,茅盾是骑墙派,而郭沫若自始至终是坚持“国防文学”的立场的。
一天,鲁迅收到徐懋庸的一封信。信中批评鲁迅“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又说,“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鲁迅支持这一口号,自然是“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之故”。又批评鲁迅偏袒了“胡风他们”,“巴金和黄源之流”,所以有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不看事而只看人”,“看人又看得不准”,等等。此信表面上是攻击几个人,其实是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人们挑战,不放过任何异己者。鲁迅十分清楚,写信的虽然是徐懋庸一人,背后仍是那一伙。他们何尝维护什么统一战线?分明白天讲的冠冕堂皇,暗夜里做的又是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有左联的时候如此,现在仍然如此!
鲁迅早就想做一篇文章,写它几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现在,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冯雪峰见状,怕鲁迅的身体应付不了,便主动提出代他草拟复信稿。鲁迅看了拟稿之后,表示要重新写过,后来又补充说,前面部分可用,后面部分还是得由自己写。过了几天,冯雪峰再到鲁迅家里时,稿子已由许广平誊抄出来了。拟稿几乎全被红笔勾划过,还有整整四页,是他用毛笔在白宣纸上加写的。
全文的题目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冯雪峰代拟的前面部分,说的是鲁迅对于抗日统一战线和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以及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关系。其中说口号是鲁迅提的,是冯雪峰有意借鲁迅的威望以图缓和紧张空气,停止国防文学派的攻击。关于两个口号的解释,有些地方与鲁迅的原意不大切合:还有,对茅盾和郭沫若的适当让步与妥协,鲁迅都没有作什么改动。增写的部分是从这里开始的:
去年的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
从此,在“章士钊”、“陈西滢”、“创造脸”之后,又多出了一个新名词:“四条汉子”。增写的部分,主要是霸权解构与人格批判,充满搏战的激情。鲁迅深知宗派主义与权力的结合的可怕,如果今日的青年可以在诸如“统一战线”这样那样的大题目之下锻炼人罪,戏弄威权,从修身上来打击异己者,甚至威胁采取“实际解决”的行动,那么一旦放大了领导权,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所以,他在指出无凭无据,即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这种恶劣倾向之后,特别强调说:“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公开信远远超出了个人问题,也超出了文艺问题。它是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和文艺统一战线的个人宣言,是对于被诬枉的有为青年的辩护词,是投向左得可怕的“横暴者”的挑战书。它一经发表,便被称为“万言长文”,立刻在上海、北平、东京文化界引起强大的反响。
这时,郭沫若充当公开的反对派,发表《苗的检阅》,把鲁迅支持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称作调遣大家作“现代的模拟战”,“把自己人认成为假想敌”,是有意挑起“文艺家的内战”,违反了“对内的纪律”,从而要求撤回新口号。接着,又发表《戏论鲁迅茅盾联》:“鲁迅将徐懋庸格杀勿论,弄得怨声载道;茅盾向周起应请求自由,未免呼吁失门。”茅盾不敢正视,采取回避政策。但是,鲁迅的长文还是有力量的,连东京左联的以郭沫若为核心的铁板一块也出现了分化,周扬在文艺界中的地位大不如前,但不久,也就辗转到延安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