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鲁迅》：鲁迅是谁

　　钱理群
　　鲁迅是谁：世纪末的回答读《鲁迅新画像》①钱理群这本书的题目没有选好。引人注目的，是副题：“鲁迅是谁？”这可是个世纪难题。郁达夫好像说过这样的意思：一个民族要产生自己的天才作家，不容易；要认识他，却更难。
　　“出版说明”里的一句话也出语惊人：“著名人物在大众中的形象，往往是定型的，单一的，通俗化的，被扭曲的。鲁迅也是。大众往往是那些从未认真读过、未完整读过鲁迅的人。”结论是：“鲁迅是怎样的人？世纪末的中国文化人应该来回答。”
　　为什么这个难题应该由“世纪末的中国文化人”来回答？是不是因为他（她）们能够“认真读、完整地读”鲁迅的著作？这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但能不能反转来变成惟一条件：只要“认真读、完整地读”鲁迅著作，就能够回答“鲁迅是谁”？
　　不一定。那么，能否读懂鲁迅的症结在哪儿？我打开书，向作者请教。
　　又是一篇文章的题目引起兴趣，“体验鲁迅”。作者是著名作家白桦，说他是在被命运抛到生育鲁迅的那片土地上，夜夜听到“病儿的母亲的叫魂儿”的声音，仿佛自己的魂儿也被叫走时，才接近了鲁迅的；直到十年大劫，身心都受尽折磨，再去读鲁迅早说了几十年的话：“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这才“如遭雷击”读懂了，读到心里去了。他因此说：“我没有能力臧否历史，也没有能力褒贬鲁迅。我只能以自己的心身去体验鲁迅！”
　　比白桦年轻一辈的张承志，在他那篇颇有影响的《致先生书》里，更是明确宣布：“我只凭自己的内心体验写关于先生的这篇随笔！”他这样写道：“我只是觉得，他的激烈之中有一种类病的忧郁与执倔，好像在我的经历中似曾相识。”
　　另一位年轻的作家李锐也如是说：“也许是终于到了不惑之年，也许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浩劫的震撼之后，又经历了种种‘轰动’的狂喜和并不亚于浩劫的种种震撼，才终于学会了在内心深处为自己留下一角不与人言的土地”；而正是“内心深处这一角以生死之难换来的留给自己的土地”，与鲁迅的心灵沟通了。因此，李锐说他“以先生为题来做文章是因为自己，是想把自己的话说给自己听，也说给先生听听”。
　　再看看批评家们，鲁迅的研究者们怎么说。于是，我读到了这样的回答：“‘鲁迅是谁’？我想最好的回答，也许是：读者（独立使用自己的理智或悟性的个体）与鲁迅著作的相遇”（王乾坤：《世纪之末的“玄观”》）。
　　我好像突有所悟：读鲁迅，是需要灵魂的“相遇”的。他不是可以推到相当的距离外，作纯客观的“研究”的对象，让你支解分离的；他要进入你的内心，要你也进入他的内心，彼此纠成一团，发生灵魂的共振。否则你永远接近不了他，永远也读不懂他。
　　而灵魂的相遇是可遇不可求的：它要建立在相似（相近）的“体验”的基础上。不仅是人生的经验、阅历，还要把这外在的经验上升（转化）为个人主体生命的内在的体验，同时伴之以一定的理性的思考，成为一种自省（自我灵魂的震动），从而进入精神的深层面，灵魂的相遇正是、也只能是发生在这个领域。
　　鲁迅，张承志说“（他的）特殊的文章与为人，实在是太特殊了”，李锐说“（他）以一人之勇和整个中国作对”，“以一人之识和五千年的传统作对”，“以一人之情却承当了中国五千年第一伤心人的悲剧”，王乾坤说他是“刺中国旧文明的马虻”，都是强调他的个体生命体验与由此引发的对中国社会、文化、国民性，以至人性本身的认识的特殊性（异质性），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视为一种深刻性，超前性。
　　这本书的作者，从年龄上看，大概包括了老中青三代人，但在谈到自己的“读鲁心史”时，却不约而同地谈到，直到经历了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体验与世纪末的精神危机，也就是李锐所说的经历了“浩劫”的震撼与九十年代“并不亚于浩劫的种种震撼”以后，才开始与鲁迅有了“心灵的相遇”。那么，鲁迅比我们超前了半个世纪。或许还要更长：因为如编者在后记里所透露，至今还有许多“文化人”不愿（不敢？）面对鲁迅。
　　这使我想起了为鲁迅“画像”的著名艺术家裘沙、王伟君夫妇说的话：他（她）们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一切都“绝望”了的时候，才接近（读懂）了鲁迅，发现了鲁迅这一“绝望中的惟一的希望”的。这大概是代表了从五四开始到五十年代这几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的，有的人的醒悟恐怕还要更晚。而年轻一代却是经历了八十年代末与九十年代的“大绝望”以后，才开始发现了鲁迅的。鲁迅早就这样表白了自己的真实体验与思想：“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惟有我们通过自己的刻骨铭心的体验，达到了这样的体认，我们才会明白“鲁迅是谁”，才会懂得鲁迅对我们个人与民族、人类的价值。因此，我们对鲁迅的认识与对自我（个体的自由生命）的确认是同步的；或者说，对鲁迅认识的每一次深化，都先要经历一次自我精神的解放，当我们打破了一个个的蒙蔽我们自己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思想的，文化的“神话”（虚幻的“希望”），我们就一步步地接近了鲁迅。这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拯救鲁迅早就说过：“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当我们真的从“瞒与骗”的大泽里走了出来，我们每一个个体精神得救了，我们民族精神也有望了。
　　真正的鲁迅研究是应该与上述“在自我体验中发现鲁迅”的过程同步的，而且应该赋予这种（对鲁迅的）发现与体认，（自我精神的）解放与拯救以理论的形态。以这样的观点来看，鲁迅研究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突破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时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体验与思考的几代学者，迫不及待地讲述着他们新发现的鲁迅，这是对当时还占主导地位的被意识形态化了的鲁迅研究的一个历史的反拨，对研究者自身而言，则是一次思想的清理与精神自赎。八十年代末与九十年代初，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盛行一时，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传统受到置疑，但仍有研究者坚守着阵地，这时他们已经有了稳定的属于自己的体验与信念（包括对鲁迅的信念），不再随着“风气”的转移而发生动摇，这种发自内心的坚持，对鲁迅研究的持续发展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商品大潮中精神危机的出现，以及对危机的反省，鲁迅被越来越多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所发现与关注，目前这样的阅读热潮还刚开始，还在发展中，但它将为鲁迅研究提供比过去更为广阔的社会基础与民间思想资源，这自然是意义重大与深远的。当然，任何时候鲁迅著作的读者在全民族的读者群（包括青年读者群）中都会是少数，这是由前述鲁迅的超前性所决定的，但由于中国读者的广大，其绝对数仍是相当可观，影响也是更大的。这一时期，在鲁迅研究的学术界，虽然没有出现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时期那样的震撼性的著作，但却始终吸引着最具反叛性与思想创造力的研究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学者），在日常的更为沉实的学术研究中，正酝酿着新的突破。尽管鲁迅研究界并未如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那样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从而引起有必要、无必要的争论，但对鲁迅作品的“重读”与“再研究”却是一直在悄悄地扎扎实实地进行着。这种“重读”与研究者个体生命体验、时代思潮的嬗变，有着互为促进的关系。大体上是从《野草》开始，以后是《故事新编》这都是鲁迅著作中最具有个人性与独创性，因而也是最难懂的；近年又有对《呐喊》、《彷徨》的再研读这是人们最先接受的鲁迅著作，但其中也许就存在着更多的误读或表面化、狭窄化的阅读，从而为今天的阐释提供广阔的可能性。我个人更关注与期待的是对鲁迅杂文的重读，在这方面有更大的余地，不仅鲁迅杂文中所提出的大量的“鲁迅式的思想命题”有待重新整理与阐发，比如鲁迅三十年代杂文对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都市文化的批判性审视，就极具启示性，杂文所显示的鲁迅式的思维、心理与言语方式，审美方式，以及杂文文体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也急待作新的开掘。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始，以后或会有更大的发展。据我的观察，这些年的上述“重读”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对鲁迅作品主体的重视，从鲁迅作品中去发掘其精神内涵与人格力量，以为现实生活中知识者的人格自塑提供参照与资源。其次是注意从文体家、语言艺术家的鲁迅与思想家的鲁迅的内在联系中去把握鲁迅，鲁迅作品中“有意味的形式”因而引起了极大的研究兴趣。由此引发的是研究方法的试验性与创新，当人们试图从国外引入某种新的研究方法，或从传统研究中有所借鉴，很自然地选择鲁迅作品作为试验场，这是反映了鲁迅作品思想与形式上的先锋性的。这或许会因为试验不当而造成某种混乱，但同时可以期待新的研究道路将在混乱中形成与发展。以上具体作品的微观阅读，是为鲁迅研究的整体性新的开拓奠定基础的。随之而来的将是宏观的观照与概括。值得重视的是最近有学者提出的要重视鲁迅思想的“原创性”，进行“鲁迅思想原点”的研究，由此鲁迅的“立人”思想引起了更大的关注，“个体精神自由”被认为是鲁迅的“终极（价值）标准”（参看王乾坤《鲁迅世界的哲学解读》，《鲁迅研究月刊》１９９７年７—１１期连载）。所提出的具体观点当然是可以讨论的；而所强调的从“原点”上把握鲁迅思想与文学及其整体结构则是极为重要的，这种研究与把握和前述具体作品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前者脱离后者将可能空泛，后者离开前者则会陷于烦琐与破碎。而同时提出的是鲁迅研究必须突破纯文学、纯思想研究的范围，而至少应成为整个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所谓“哲学解读”这类的课题正是这样提出的。而提出者正是一位哲学研究者。这或许是预示着鲁迅研究队伍与研究格局的重要变化。
　　而且以上关于鲁迅研究的这一番话，多少已经离题。或许可供编者在修订本书，特别是补充第二辑“新鲁学”（这个标题不好，要改）时，聊作参考。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０日写毕于燕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