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我七十年》：第六十八章　记忆深处

　　据褚银先生的文章回忆，另一个“星期二聚餐会”实际上是“中共领导的一个外围进步政治组织”。也是由各人自出聚餐钱，会上请一人主讲当时的时事和形势，然后大家漫谈。经常出席的除严景耀外，有沈体兰、吴耀宗、张宗麟、陈巳生、林汉达、冯宾符、郑振铎、雷洁琼、赵朴初等。凭我的记忆每次的人数大致是６至８人，似乎是大家轮流参加的。比如说，沈体兰、吴耀宗见到少，冯宾符、林汉达经常来。凡是在寺庙里座谈，赵朴初必到，大概是他出面向住持借的吧。他们在座谈时，我便溜到大殿、偏殿东张西看。那里一个香客都没有，亦不见和尚。面对狰狞可怖的金刚，我也不觉得惧怕。看到供桌上有签筒，我也不摇不求，随手抽出一支，上写着“求签心不诚，罚灯油几斤”，又随手抽出一支，仍是罚灯油。好几支都是如此，我便悄悄地离开了。如果认真起来，赵朴初先生不知如何替我交待呢。
　　说到这里，我想顺便讲一件事。有一次母亲带我去参加某个妇女界抗日座谈会，很奇怪一向对我关怀有加的阿姨们突然变得挺冷淡。我当时年少，懵里懵懂也不以为意，仍然随处走动，看到有一张桌子的抽屉旁醒目地放着几张角票，我不明白它为什么这样放着，仍旧我玩我的。直到解放后，当时与会的一位阿姨才告诉我，这是她们共同策划的，因为在某次座谈会后，她们发现少了几角钱，便企图以此测验我周海婴是不是小偷。虽然已时隔几十年，我听了仍不寒而栗，深感她们设置这样的“陷阱”是何等不当和危险。须知我当时还是个１０岁左右孩子，头脑里还没有“偷”和“拿”的罪错区别，犹如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个孩子去某家做客，看到好吃的食物，很自然地拿了就吃，而不知什么“规矩”和“礼貌”。要是我当时果真不慎拿了，那不仅是“鲁迅儿子是偷儿”的铁案成立，甚至有可能连带影响母亲参加抗日救国活动的权利，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我祈愿天下所有的孩子都不要遇到这种“测验”，也请一切为父母者三思。
　　遇到生病的日子，母亲就把我留在家里卧床休息，临行前总对我再三嘱咐，要我按时服药。有一次我不慎服下两倍量的药水，以为犯了大错误，心情紧张到简直要昏头转向，心想或许会中毒吧？眼望着挂钟的分针，怎么也不见移动，什么胡思乱想全都冒出来，妈妈迟一刻回家，恐怕只能见到我的尸体了……
　　母亲曾有一篇文章《扁桃腺》，写有一次我开刀后的诉说：“蒙药真难闻，（用的是可罗仿－乙醚）大约三分钟，心里晓得，口里说不出话来，好似说不出的可怕。他心里想：”见不到妈妈了，妈妈白养他了‘，这孩子就有如此多的想头，听了也叫人难受。他边说边哭了，每逢提到这时的心情，他就泪水汪汪地想哭。像这样善感的孩子，全身麻醉给他的印象太深了……“可见我当时的恋母心理。
　　好容易盼到母亲回家，全部神经立刻松弛，心跳也平稳下来，喜笑颜开地迎接母亲，似乎是从死亡里逃了回来。今天回想，这种药水其实不过是棕色的甘草止咳合剂，里面加了少量的“可待因”而已，多喝一点，实在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