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褚银先生的文章回忆,另一个“星期二聚餐会”实际上是“中共领导的一个外围进步政治组织”。也是由各人自出聚餐钱,会上请一人主讲当时的时事和形势,然后大家漫谈。经常出席的除严景耀外,有沈体兰、吴耀宗、张宗麟、陈巳生、林汉达、冯宾符、郑振铎、雷洁琼、赵朴初等。凭我的记忆每次的人数大致是6至8人,似乎是大家轮流参加的。比如说,沈体兰、吴耀宗见到少,冯宾符、林汉达经常来。凡是在寺庙里座谈,赵朴初必到,大概是他出面向住持借的吧。他们在座谈时,我便溜到大殿、偏殿东张西看。那里一个香客都没有,亦不见和尚。面对狰狞可怖的金刚,我也不觉得惧怕。看到供桌上有签筒,我也不摇不求,随手抽出一支,上写着“求签心不诚,罚灯油几斤”,又随手抽出一支,仍是罚灯油。好几支都是如此,我便悄悄地离开了。如果认真起来,赵朴初先生不知如何替我交待呢。
说到这里,我想顺便讲一件事。有一次母亲带我去参加某个妇女界抗日座谈会,很奇怪一向对我关怀有加的阿姨们突然变得挺冷淡。我当时年少,懵里懵懂也不以为意,仍然随处走动,看到有一张桌子的抽屉旁醒目地放着几张角票,我不明白它为什么这样放着,仍旧我玩我的。直到解放后,当时与会的一位阿姨才告诉我,这是她们共同策划的,因为在某次座谈会后,她们发现少了几角钱,便企图以此测验我周海婴是不是小偷。虽然已时隔几十年,我听了仍不寒而栗,深感她们设置这样的“陷阱”是何等不当和危险。须知我当时还是个10岁左右孩子,头脑里还没有“偷”和“拿”的罪错区别,犹如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个孩子去某家做客,看到好吃的食物,很自然地拿了就吃,而不知什么“规矩”和“礼貌”。要是我当时果真不慎拿了,那不仅是“鲁迅儿子是偷儿”的铁案成立,甚至有可能连带影响母亲参加抗日救国活动的权利,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我祈愿天下所有的孩子都不要遇到这种“测验”,也请一切为父母者三思。
遇到生病的日子,母亲就把我留在家里卧床休息,临行前总对我再三嘱咐,要我按时服药。有一次我不慎服下两倍量的药水,以为犯了大错误,心情紧张到简直要昏头转向,心想或许会中毒吧?眼望着挂钟的分针,怎么也不见移动,什么胡思乱想全都冒出来,妈妈迟一刻回家,恐怕只能见到我的尸体了……
母亲曾有一篇文章《扁桃腺》,写有一次我开刀后的诉说:“蒙药真难闻,(用的是可罗仿-乙醚)大约三分钟,心里晓得,口里说不出话来,好似说不出的可怕。他心里想:”见不到妈妈了,妈妈白养他了‘,这孩子就有如此多的想头,听了也叫人难受。他边说边哭了,每逢提到这时的心情,他就泪水汪汪地想哭。像这样善感的孩子,全身麻醉给他的印象太深了……“可见我当时的恋母心理。
好容易盼到母亲回家,全部神经立刻松弛,心跳也平稳下来,喜笑颜开地迎接母亲,似乎是从死亡里逃了回来。今天回想,这种药水其实不过是棕色的甘草止咳合剂,里面加了少量的“可待因”而已,多喝一点,实在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鲁迅与我七十年》:第六十八章 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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