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我七十年》：第七十七章　解放区的“鲁迅版税”

　　到香港后，等了些日子，我们便乘船北上到了沈阳。我们被安排住在铁路宾馆。
　　有一回，我跟随大人们出去，进了一家书店。这家店铺面不大，陈列着东北出版的各类新书，其中除了许多种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有小说《原动力》、《新儿女英雄传》、《活人塘》，诗歌《马凡陀山歌》，也有少量的香港进步书籍如《虾球传》等。这当中，我看到了父亲的著作，有《呐喊》、《彷徨》、《野草》、《二心集》、《准风月谈》、《两地书》等，也有整套的《鲁迅全集》、《鲁迅三十年集》和父亲的翻译作品，可以说品种很多。书的末页标明出版者为“光华书店”和“东北书店”，印刷地点在大连、哈尔滨和安东。看到父亲的著作，品种又这么多，我自然无比亲切和高兴。在上海，我们鲁迅全集出版社印的书，千方百计都难以运抵解放区，而今在此大量出版应市，读者可以任意选购，不但价格低廉，还毋需担惊受怕偷偷地买。真是两个不同的天地啊！我回去告诉母亲，她也满心喜悦，让我每种都买一册回来作为版本收藏。待我捧着一大叠书回到宾馆，被交际处的同志看到了，很热情地帮我一道拎进母亲的房间。母亲在表示感谢之后，少不得无话寻话寒暄一番，顺便问问这两个名字生疏的出版社，知道这不是盗版，也不是民间的书社，而是党开设的正规出版社，心里更是高兴。讲过了这些，我们也就置之脑后不放在心上了。
　　不料过了几天，忽然来了几位陌生人探望母亲，自我介绍他们是出版系统的领导，为首的那位叫邵公文同志。他们向母亲非常诚恳地解释并道歉，说东北地区需要供应鲁迅先生的书籍，以满足许多读者的渴望。许大姐远在国统区，我们无法去征求意见，版权的手续也不可能办理，此地等不及只好先开印了。好在许大姐已来到，我们一定补上应付的版税。母亲很轻松地缓释了他们的歉意，说明我们到了解放区，一切生活都是供给制，已无需用钱，况且是党的出版社印的书，哪能按国统区的方式收取版税呢？母亲诚恳地反复解释了自己的态度。
　　对方似乎也完全听明白了，坐了一会，起身告辞而去。或许他们以为母亲只不过是表面的客套话，也或许是当时的政策不允许，总之，过了两天，送来一封信并一张支票。支票的抬头是“鲁迅版税”，收款人是母亲。
　　母亲和我商议后，很快把支票送到宾馆交际处负责人那里，再一次申明不收版税的理由，请他代转给邵公文同志。并附了一封信。
　　没想到隔天又将支票送了过来。母亲仍旧坚决地退回去。歇了两天未有动静，我们以为此事已经过去。岂知仍是那位民主促进会的王先生，寻到我们房间里，来与母亲促膝谈心。他耐心地反复劝说，动员她一定要收下这笔钱，并说共产党办事向来是按照国际国内惯例做的，也包括出版书籍应当付给作者版税，况且也不是只对你们，大家都照此办理。他还说，鲁迅先生是世界闻名的作家，你们如果不接受，别人也不敢收取版税，岂不是影响了一大片？况且，你们在国统区不就是依靠出版书籍为生的么！又说，从书籍的定价里，本来已经把稿费计算进去了，你们若不取，老挂在账上，出版社也不好处理……如此等等。听了这番话，母亲便提出一个方案：可否代我们捐掉，比如某个文化部门、艺术学校等等。
　　这时王先生说，马叙伦先生也建议许大姐收下这笔钱。这一来，母亲就不能再说什么了。母亲作为上海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对马老一向很尊重，既然民进中央的领导也发了话，又关乎多数作家利益这样的大局，不收下看来是不行了。在此无可奈何之下，母亲只能先予接受下，以后再做处置。此之前，我们曾经听说此地有一个“鲁迅文艺学院”，很有名气，在国统区都称它是“鲁艺”。于是想到不如将这笔钱捐献给这个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