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鲁迅》：直面真正的挑战者

　　李新宇
　　面对一个历史人物，出现不同看法是正常的。我们可以坚决捍卫鲁迅，同时，也应该坚决捍卫他人批判鲁迅的权利。这是正常的学术讨论应该具有的氛围。从某种意义上说，非议鲁迅这一现象的出现，也许是学界环境正常化的一种表现。
　　而且，考察对鲁迅的非议，一些批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甚至一些见解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当然，具体情况很不一样。有人因为他是一块挡路的”石头”，所以发誓要踢开他，这也是２０世纪中国文坛常见的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对于一些并不了解鲁迅又要信口开河的人，更没有必要与之计较。这个现象本身算不了什么，背后的东西却很值得重视。
　　首先必须思考的问题是：一些年轻人为什么对鲁迅如此反感？他们反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鲁迅？那个鲁迅是不是真正的鲁迅？事实上，一些人并不了解鲁迅，既没有系统地读过鲁迅的书，也谈不上了解鲁迅的为人。显然，他们所反感的并不是那个真实的鲁迅，而是那个被歪曲、神化和利用的鲁迅。鲁迅在代人受过。需要考虑的是：鲁迅为什么会代人受过？鲁迅在代谁受过？既然鲁迅曾经被神化和妖魔化，既然鲁迅曾经被当作旗帜和棍子挥舞，人们怎能只是对他充满敬和爱？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鲁迅研究界的反思：我们给了一般青年读者一个什么样的鲁迅？我们的研究是弘扬了鲁迅还是危害了鲁迅？毫无疑问，近二十年的鲁迅研究成绩是不可抹杀的，但也无须讳言，我们至今仍然常常在几十年前制造的鲁迅神像上涂抹新油漆，仍然习惯于把鲁迅与一些历史罪恶纠结在一起，仍然常常把鲁迅牢牢地捆绑在某些帮派的战车上。这怎么能不导致年轻人的反感？王富仁先生说：他是那样的深爱鲁迅，努力通过他的讲课而使他的学生也爱鲁迅，如果他的学生在听他的课后仍然不爱鲁迅，只能说是他自己的失败。那么，一群年轻的作家和批评家那么反感鲁迅，是谁的失败呢？不能只是强调非学术的外力作用，应该想一想我们自己的责任。
　　值得重视的不是几个年轻作家或评论家对鲁迅的非议，而是几乎席卷了世纪末中国文坛和学界的文化潮流。可以说，正是这种文化潮流真正构成了对鲁迅的挑战，真正导致了鲁迅精神的合法性危机。如果我们要捍卫鲁迅的话，就必需正视世纪末中国文化思潮的种种挑战，并且回答这些挑战。
　　一是新保守主义的挑战。告别８０年代之后，中国大陆最响亮的声音似乎不是别的，而弘扬民族传统。弘扬民族传统成了时代的强音，民族主义思潮一浪高过一浪，新国学成为热门，旧传统闪闪发光。与此同时，一些本来以鲁迅精神传人自居的所谓启蒙知识分子也开始反思激进主义，象李泽厚、王元化等这些曾经努力张扬五四精神的学者也纷纷指责激进主义思潮。它与形形色色的新老国粹派形成一种合力，影响着世纪末的文化走向。五四切断了文化血脉，造成了民族文化的断裂，导致了２０世纪中国的一系列灾难……似乎成为某种时代的共识。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上，鲁迅如何逃避审判？尽管一些人用心良苦地为鲁迅辩护，说他决不彻底反传统，决不主张西化，并且努力寻找他身上的传统因素，把他打扮成传统的继承者和经扬者，但是，这种辩护事实上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鲁迅。因为离开了对传统的批判就没有鲁迅，离开了激进主义就没有鲁迅。所以，鲁迅已经很幸运，如果不是神化鲁迅的历史贯性仍然发挥着作用，他大概早已被弘扬传统的大军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或者作为文化买办而被驱逐出境。
　　另一种威胁来自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鲁迅是启蒙主义者，他的全部的思想以人为核心，他的全部努力以人的解放为目的，他是中国文化现代性的立法者之一，也是努力使中国文化与世界全面接轨的思想家之一。鲁迅因此而获得光辉。但是，在９０年代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者眼里，这一切是荒唐可笑的。因为按照后现代主义逻辑，鲁迅是启蒙主义者，而启蒙主义本身就充满罪恶；鲁迅以人为目的，而人本身就是一个神话，人已经死了，还成什么目的？鲁迅努力于现代性，而现代性早已过时，正需要深入的反思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之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以及实为文革土产而打了法兰克福商标的各种理论的影响，人们戴了最时髦的眼镜看鲁迅，他往往是一个他者化了的文化典型，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化臣属者，一个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代理人，一个专门出中国人的洋相而讨好洋人的角儿。而这是不可原谅的。鲁迅已经四面楚歌，无处可逃。因此，要保卫鲁迅，要继承鲁迅精神，就必需正视这一时代的文化潮流对鲁迅构成的挑战和潜挑战。与几个年轻人的非议和嘲弄相比，它更能构成对鲁迅的威胁和颠覆。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关心当下文化思潮中鲁迅的合法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