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生先生:
蒙你赐信见教,感激得很。但敝《语丝》自发刊以来,编辑者一向是“有闲阶级”〔2〕,决不至于“似乎太忙”,不过虽然不忙,却也不去拉名人的稿子,所以也还不会“只要一见有几句反抗话的稿子,便五体投地,赶忙登载”,这一层是可请先生放心的。
至于贵校的同学们,拿去给校长看,那是另一回事。文章有种种,同学也有种种,登这样的文章有这班同学拿去,登那样的文章有那班同学拿去,敝记者实在管不得许多。其实这也算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校长看了《语丝》,“唯唯”与否,将来无论怎样详细的世界史上,也决不会留一点痕迹的。
不过在目前,竟有人“借以排斥异己者”——但先生似乎以为投稿即阴谋,则又非“借”,而下文又说“某君此文不过多说了几句俏皮话,却不知已种下了恶果”,那可又像并非阴谋了。总之:这些且不论——却也殊非记者的初心,所以现在另选了一篇〔3〕登出,聊以补过,这篇是对于贵校长也有了微辞的,我想贵校“反对某科的同学们”,这回可再不能拿去给校长看了。
记者没有复旦大学同学录,所以这回是是否真名姓,也不得而知。但悬揣起来,也许还是假的,因为那里面偏重于指摘。据记者所知道,指摘缺点的来稿,总是别名多;敢用真姓名,写真地址,能负责任如先生者,又“此时不便辨明,否则有大大的嫌疑”,处境如此困难,真是可惜极了。
敬祝努力!
记者谨复。九月一日,上海。
备考:来信
记者先生:
最近在贵刊上得读某君攻讦复旦大学的杂感文〔4〕,我以为有许多地方失实,并且某君作文的动机太不纯正;所以我以复旦一学生的资格写这封信给先生,请先生们以正大公平的眼光视之;以第三者的态度(即不是袒护某君的态度),将他发表于卷末。
复旦大学有同学一千余人,俨然一小社会,其中党派的复杂与意见的纷歧,自然是不能免掉的。目前正酝酿着暗潮,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依据我们祖先遗传下来的手段,对于敌人不敲堂堂之鼓,也不揭出正正之旗,却欢喜用阴谋手段,借以排斥异己者。此番在贵刊投稿的一文,即是此种手段的表现。(现已有证据。)因此文登出后,反对某科的同学们,即拿去给校长看,说学校如此之糟,全由某科弄坏,我们应该想办法,校长也只得唯唯。某君此文不过多说了几句俏皮话,却不知已种下了恶果。一方面又利用贵刊的篇幅,以作自己的攻讦的器具,真可谓一举两得了。目前杂志的编辑者似乎太忙,对于名人的稿子一时又拉不到手。只要一见有几句反抗话的稿子,便五体投地,赶忙登载。一般的通病,只知道能说他人缺点的,即是好文章,如是赞美的,倒反不好,因为一登赞美的文章,好像“拍马”,有点犯不着,也有怕被投稿人利用的担心。孰知现在的投稿者已经十分聪慧了。他们知道编杂志与读杂志者的心理,便改变策略,以假造事实攻讦别人的文字去利用编辑者了。复旦的内容如何,我此时不便辨明,否则有大大的嫌疑,应当由社会的多数人去批评它才对。某君的文里说上海的一切大学都是不好的;又说借此可以使复旦改良。这可见某君在未入该大学之前,已有很深的造就,所以目空一切,笼统的骂了一切大学。如某君要促进该校的进步,我想还是在课堂上和教员讨论问难,问得教员无辞可答,请他滚蛋;一面向学校提出心目中认为有师资的人来,学校岂敢不从,岂不更直接的促进了学校的改进了么?即使学校的设备不周,某君既是学校的一分子,也有向学校当局建议增加设备的权利,何以某君不从这些地方去促进学校的改革呢?况且复旦大学的一切行政(如聘请教授与设备等等),全由学校各科主任,校长与学生代表讨论进行的,并非一二人所能左右,某君大有可以促进学校改革的机会,但都不屑去做,倒反而写了文章去攻讦,我觉得这种态度很不好。
这封信写的太长了,但我以复旦学生一分子的资格,不能不写这一封信,希望某君的态度能改变一下才好。再我这封信是用真姓名发表的,我负完全的责任,如某君有答辩,也请写出真姓名,这别无用意,无非是使某君表明他是负责任的。
祝先生们安好!
章达生。八月二十日,于复旦大学第一寄宿舍。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七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三十八期“通信”栏,在章达生来信之后。
〔2〕“有闲阶级”李初梨在《文化批判》第二号(一九二八年二月)发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引用成仿吾批评《语丝》撰稿者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等语后说,“我们知道,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闲阶级,就是有钱阶级。”
〔3〕指同期《语丝》所载宏芬《我也来谈谈复旦大学》一文。该文赞同冯珧对复旦大学黑暗腐败现象的揭露,并对不问教务的校长表示了不满。
〔4〕指冯珧《谈谈复旦大学》一文。
《集外集拾遗补编》:通信(复章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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