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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我七十年》:第四十八章 霞飞坊的小朋友

  住进霞飞坊后,除了周围邻居变了,还有一个很大不同,那就是同学们很少来我家串门。因为他们都住得不近。而我是从来贪玩喜欢热闹的,因此隔壁邻居的孩子就成了我的玩伴。我们总是先有一个孩子在弄堂里高声一呼,大家便纷纷从各自的后门奔出来,霎时间,这条弄堂就成了我们的乐园,而在我们看来,这条弄堂又长又宽,世界很大,我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我们玩得可真“疯”!先是玩溜冰鞋,那是4只小铁轮的,不敢穿双脚,单支撑一条腿滑,那“哗哗”的响声就响彻整条弄堂。因此每当我们玩得兴高采烈的当口,有幢楼的二楼窗口就会伸出个男人的大脑袋来干涉,特别是那二三户不晓得什么国籍的高鼻子洋人更要大声呵斥,他们说的是令人发噱的洋泾浜中文:“去!去!哇啦、哇啦!……”还挥着手臂驱赶我们。不过我们不会气馁,禁止一种,我们又玩另一种游戏,反而吵声更大。那是利用一只空罐头匣,放置地面的中间,分攻守两方,以谁踢得最远次数最多为胜方。铁罐的优点是不像小皮球,会飞入人家院子而遭没收,它只会在地面打滚,每踢一脚,便发出“当啷啷”的巨响,这在我们听来分外刺激悦耳。不过玩这种游戏的时间,洋人已经被日本人强迫迁出租界了。
  住在周围的孩子们也玩本地的土游戏。如抽陀螺(也叫打勿杀)、打玻璃弹子、刮香烟牌子、扯响铃(抖空竹)等等。而我们这一圈子的孩子玩的是骑自行车,谁有车子,大家共享。学车的时候,由于我的“授”业,都习惯从车子的右侧上车。抗战胜利后,上海的车辆统统规定改变为右侧行驶,我们这批由我带出来的十几个右侧骑士正好用上,感觉特别适应和方便。
  稍微长大之后,顽皮的事更多。那个时候的气枪用的是圆球形弹子,压力小,射程短,往往麻雀被射中后,抖搂一下羽毛,又振翅腾空飞走了,令我们颇为气馁。有一次过年玩小鞭炮,便想到一招:把小鞭炮插在气枪口,点着后远远地射进邻居的室内,“啪”地一响,一定挺吓人的。不过那时正过春节,是喜庆日子,“被害者”也不肯张口骂孩子,出来客客气气讲几句道理便算了。这事的共谋者中除了我,还有索非先生的儿子——如今的中科院院士鞠躬教授。他与我同岁。可见,顽皮的孩子并不都如我这般没出息,也有人中俊杰。我们这批调皮蛋,经常要大小闯点祸,我感到这与那时家长的管教比较宽松有关,邻居也碍于大人的情面,不肯轻易骂上门来。
  待我们年龄稍长之后,便文明一些了,开始玩一种宜于在弄堂里开展的运动——打羽毛球。它不会打破人家的玻璃窗,对行人也不构成威胁。我的体质又宜于这种小球,因此到了十六七岁,我的球技已经算比较好了。也就在那时开始,我迷上了无线电,成天在家里摆弄,还搞了个小“实验室”,从此才“改弦易辙”不再是弄堂里的“皮大王”了。鞠躬教授呢,他从小喜欢听唱片,对古典音乐十分熟悉,讲起来真是如数家珍,后来一心钻在这上头。顾均正的儿子比我大一岁,虽也喜欢听音乐,但他家里没有唱片,便从短波电台上去收听。这时他和我一起学着摆弄无线电,也参加当时的“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
  总之,我们这些调皮蛋都逐渐长大了,不再干那惹人嫌的游戏了。但是,我们还有共同的爱好,那就是一道出去看电影。附近是国泰电影院,它上演的是首轮片子,票价贵,我们看不起。不过稍远几百米,就有5家二轮片影院,巴黎、杜美、上海、金门、平安电影院,我们就成了它的常客。看电影大家以看好莱坞片子为主,国产影片很少去光顾。
  多年后,我重返霞飞坊,想找回少时的感觉,不料早已荡然无存。只觉得这条弄堂又短又狭,毫无“宽广世界”的印象。倒忆起了当年种种调皮事,不免汗颜,也不胜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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