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鲁迅》：打鲁迅牌和从鲁迅观照今天

　　作者: 何满子 (11/11/1999)
　　——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
　　人们常对事情作不可能的假设或逆料，大抵是对现实有了某种感慨的时候。假如拿破仑在滑铁卢一役打了胜仗，欧洲史将会如何如何改写？假如贝多芬的耳朵不聋，他将会写出何等更辉煌的杰作来呢？如是等等。对于更贴近我们的鲁迅，人们也常在寄慨于现实时对他作出假设：假如鲁迅不是只享寿五十六岁，于1936年过早地逝去，而是活到七八十岁，他将会如何呢？世界将会如何对待他呢？
　　对鲁迅的这种假设里所包含的感慨恐怕尤其深重，带有不驯的忌讳，人们只能在私下谈天中作无奈的宣泄，有段时期在偶语中也有所顾虑，更不敢形之于文字。倒是香港和域外却偶见这种议论，一篇文章说：如果鲁迅还在世，准被打成右派了；另一篇则说：如果鲁迅在，那就没有“胡风集团”，而是“鲁迅集团”了。
　　当然还有极恶毒的假设，台湾有个披着人皮不讲人话，亦即古人所谓“人头而畜鸣”者，袭国民党时期《社会新闻》和特务刊物《良心话》的故伎，说鲁迅如果不死，抗战时期会和乃弟周作人一样当汉奸。这原是鲁迅在世时就有过的中伤，那时的谣言世家就曾污蔑鲁迅“亲日”，其理由是鲁迅生前就和侨居在上海的“日本特务”（或曰“日本浪人”）内山完造等人来往，“—·二八”淞沪战争和国民党要加害他时就托庇于内山等人而躲避的云云。这种丧尽天良血口喷人的谣琢甚至还被国内的论客贩来写在文章里（本文作者就在贩运中看到的），貌似客观引录而实是散播蛊惑性的谣言，比当年梁实秋辈说鲁迅“拿卢布”更为居心叵测。人里头是什么下作的货色都有，什么下作的事都做得出来的。
　　假设只是悬拟不可能的事，聊作谈助，近于无谓。可是鲁迅这样一个巨大的存在，免不了要有各种人、各种势力在他身上做文章。那最紧要的一着是有选择地“召唤亡灵”，按各自的需要和目的用作打击异己的棍子。这几十年间，称得上历史大事的打鲁迅牌的表演有两起，头一起是50年代整胡风、冯雪峰、丁玲等人的“反革命”、“右派”冤案，用心在于报夙怨而自树权威。属于鲁迅生前便已就这批人揭示过的“蒙大旗作虎皮”的传统伎俩。如所周知，这夙怨要一直追根到30年代，追到底这怨主也是最伤了此辈的心者还是鲁迅本人。这事情十分难办，用怨主作王牌打击怨主昔日的战友和追随者，亦即要把对已故怨主的夙恨发泄到眼前的也有夙怨的人身上，这种一石打二鸟的战略意图诚然甚妙，但做法不得不比较委曲，颇费一番手脚。所表演的机巧及其结果也真是高度亚细亚式的。勉强给那战法定个名，则颇近乎三十六计中的李代桃僵之计。
　　那就是，把昔日的怨主（反正人已死了，死无对证）和眼前的夙怨离析开来，将自己们填补入已故的伟人——怨主的战友和追随者的空缺，化装成惟有他们才是伟人的忠实信徒和合法继承人，演成了一出以昔日的怨主的名义讨伐昔日怨主的追随者的庄严的大戏，比“蒙大旗作虎皮”的简单战法更曲折得多的魔术。表演中的高难度动作或变魔术时的关键性过门，当然是涂抹掉过去的历史事实，而历史事实又是鲁迅亲自写在他的文章里的，这就难上加难了。但上面说过，人里头是什么货色都有的，办法都是人想的，于是想出了两招。
　　第一招是为了要把夙敌革出教门，必须有个“说法”，那说法就是鲁迅看错了人。当然不宜将责任全诿给鲁迅，太失去分寸是会损害鲁迅这张王牌的效力的。现成而查无实据的办法是，推到当时的斗争情况复杂，鲁迅不知详情，“我们”也警惕不高，遂使鲁迅受了“内奸”的蒙蔽。这是公开见之于文字的当众告白，背地里还有口头上的嘁嘁喳喳，还拉一些因现实利益而甘心作伥的有关人士作旁证，编造些也是查无实据的证词，这就是粤谚所说的“三人证龟成鳖”法；既可壮大声势，又可作蛊惑不明底细者的舆论。中国人从来是善于作这类莫须有的把戏的。
　　可是，毕竟口说无凭，而鲁迅的态度却有白纸黑字摆着，当年一些人的丑态都刻画在上面；特别是最致命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鸿文，正好把当事的有关人等全写在里面，如禹鼎铸象，魑魅魍魉毕呈。鲁迅的书又无法禁止流布，于是来了第二招：硬说此文是冯雪峰捣鼓出来的，并在此文的注释里大做手脚，煞费苦心。此文鲁迅在病中委托冯雪峰起草也是事实，变戏法者想在这上面抓稻草，也不为无因。然而此文经过鲁迅大段改写，其中最致命最触心境的部分偏偏正是鲁迅亲笔加入的，原稿俱在。同时，鲁迅当时的书简中又有大量文字可作此文内容的旁证，掩耳盗铃的手法也只能骗骗对历史无知的局外人，最终只是给丑剧添加了更卑劣的色彩而已。
　　这起打鲁迅牌的表演虽仅局限于文学领域，但其前因后果对文化运作和阵线的起落却有深邃而复杂的影响，并对迄今的文化分野和组合的荒诞现象起着微妙的作用。
　　第二起打鲁迅牌的喧闹发生于十年灾难时期，造反好汉用鲁迅生前讥斥过的“谬托知己”法，宣称惟有他们才是鲁迅的信奉者，将鲁迅塑造成“左”神，其用心是将鲁迅为当时真正的造神运动陪绑。那主要的一点是将鲁迅的打落水狗精神“抽象继承”，而掏空了鲁迅所诛伐的对象和战斗精神的实质性内容，填充以打砸抢和横扫一切，于是鲁迅被改装为造反派的守护神。这一招固然荼毒生灵，但横扫所及，也把头一起“蒙大旗作虎皮”的诸公扫了进去。本来，如不把鲁迅抢过去，不把前一起的诸公判为鲁迅的叛徒，后一起的戏就没法唱，而在鲁迅的作品中，确也有造反派可以用来格杀衮衮诸公的材料。这事也正应了当时的一句顺口溜：“坏人打坏人，活该。”不幸的是，以鲁迅为幌子打来打去，不仅大大败坏了鲁迅的令名，更糟的是，亵渎了鲁迅，陪随着亵渎了不少庄严崇高的精神价值，也就种下了一切都无所谓的无信念无执著的混沌的根子。价值观混乱，各条阵线也打得乱糟糟，清流浊流都搅和在一起，历史发展的脉络也被漫天的尘雾掩盖了。
　　事平之后，首先占便宜的便是第一起假鲁迅之名胡作非为的角色。因为他们也被第二起假鲁迅之名的棍徒迫害过，由于同样是受害者而似乎有理由取得群众的谅解，过去造的孽似乎也因灾难的洗礼而得以涤除。也就是，凶手身上沾染的点滴血痕掩盖了他们以往残害善良的血手。好有一比，正像日本最后挨了两颗原子弹，目睹广岛、长崎的惨祸的人也竟忘掉了军国主义侵略的滔天罪行一样，至少日本不少人的心态是如此的。这些早些时候“蒙大旗作虎皮”害过人的角色，在自己受了委屈以后所持的心态亦复如此。一个过去害人而后被害的仁兄，就曾经对过去被他所害的人说：我也吃了苦，大家彼此彼此吧！这是名副其实的混账，把前后不同的账混在一起赖掉了。
　　私人间的恩恩怨怨自然无妨“相逢一笑泯恩仇”，不必像英雄们那样鸡肠狗肚，睚眦必报。但假鲁迅之名制造冤案，驱使文学蒙尘受挫却是大事。自然，《鲁迅全集》俱在，明白事理而不带偏见（可惜不带偏见谈何容易）的人能从鲁迅的著作中核对，能参照鲁迅的一生行述，参照中国文学、文化的历史以至政治史看破究竟，而且历史也终于作出了回答。当年虽鼓噪喧闹，一时间纭纭扰扰，难辨黑白，但尘埃落定，一旦云开复见天之后，被亵渎了的鲁迅的真面目就会大白，他目光的睿智透彻就会令人惊讶。比如，整胡风、冯雪峰时，一口一声地说鲁迅看错了人；真相大白之后，鲁迅并未看错；而他所“怀疑以至憎恶”、“轻易诬人的青年”，其“锻炼人罪，戏弄权威”（引文均见《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阴险和毒辣，也被鲁迅一一言中，而且有过而无不及。看看近年来权威人士揭露的事实（如1993年第5期《炎黄春秋》刊李之琏《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和1994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同一作者的《一场是非颠倒的批判闹剧》，作者原为当时的中宣部秘书长和机关党委书记，真够权威的了），此辈的脸嘴和心术实在令人齿冷。当然，此辈构大狱时也作不了主，只是“蒙大旗作虎皮”，在大旗之下倾陷异己并自树权威，但撺掇罗织之功，不也是足以彪炳千秋了么？
　　此辈打鲁迅牌的未竟之业，在十年灾祸中由造反好汉继承并发扬光大而施及于全民，包括陷害过别人的此辈也一齐遭殃。好汉们的造反事业同样也假鲁迅之名，岂不是令人深感第一起打鲁迅牌陷害异己的始作俑者的不可恕么？从衣钵传人的横扫一切的肆虐中，人们也领会了前辈老师坑害善良的伎俩和厉害。这对人们辨别铺天盖地的“舆论”也是考验，并教育人们要辨识真伪，必须认真研究和把握鲁迅。更何况普天之下，古往今来，没有一个人能像鲁迅那样理解中国，现实中的万事万物都能从鲁迅的书中得到印证、参照和启示。
　　遗憾的是，两次折腾使阵线的分化和组合弄得一塌胡涂，犹如原来还比较有序地放置在左边和右边的物质，被一根大棒捣鼓了一阵，不仅是犬牙交错，而是玉石莫辨了。左和右本来就是理性的抽象，是由政治性分野而来从对照中得出的标志，施之于文学和文化，意义也常常含混，这种用语无宁是人类语言贫乏才不得已的选择。尤其当今之世，文学、文化上什么是左，什么是右，谁也说不清一个究竟来。以左右分阵线，两边的人物也会倏忽变位，这也是从鲁迅的时代起就存在的现象。倘要予以辨识，给以大致的定位，恐怕也只得从鲁迅时代入手，而且不能不以鲁迅为中轴，或曰坐标。
　　这是为了理清渊源，所谓“辨章学术”，并非为了清理旧账。
　　左与右之分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从20年代开始的，一群标榜艺术至上的西方浪漫主义末流的私淑弟子忽然获得了意特沃罗基的大觉醒，一夜之间由艺术之宫杀出，成了普鲁列塔里亚文艺战士，而按其实质则是取得了俄国无产阶级文学派即简称“拉普”的真经；按左右的标志分，是左派了。用左眼一瞅，围击的首要目标是鲁迅，鲁迅在左眼里是右的势力直至推到封建余孽。鲁迅没有变，是英雄们自己完成了从右到左的飞跃，从左边看过来给鲁迅定的性。即使后来鲁迅被左的阵营引为战友而且面子上备予尊崇时，鲁迅依然必须横站着作战，以防从右边和左边射过来的明箭和暗箭，这是鲁迅多次在文章和书简中叹诉过的。因此，戏一开幕，谁左谁右，明左暗右，形左实右，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胡涂账。更由于如鲁迅所形容的，英雄们是踏在文学船和革命船两只船上的，文学的左右和革命的左右在性质上不能完全一致，否则就不会有鲁迅逝世那年的两个口号之争了。有一点无可怀疑的是，踏在两只船上的更能左右逢源，见机行事的余地也更广阔。鲁迅逝世以后，踏两只船的人纷纷踏上了革命船，这之间又经过“抢救”的站队，忽左忽右地更令人眼花缭乱。50年代是革命船拖带文学船了，一些人掌权，有了当年恫吓过鲁迅的“实际解决”的能力。又以现在的共识，那时起是奉行着一条极左路线的，站在革命船上指挥文学船的指导者自然也一律是左视眼；身居指导，谁左谁右，角色一律由指导者派定。派定角色要有个“说法”，鲁迅牌自然是有力的说法，这才有了上述鲁迅看错了人，他的文章系他人所代庖之类的魔杖打倒异己的故事。
　　使事情更错综的是，指导家要排除异己自树权威，得有自己的门生和党羽作帮手和呐喊助威，这也是蓄谋已久先期就培养并随时提拔了的。这批人开头当然也是划在左方的，但随着极左路线的演进，原来被划为左方的人也一批批地被打落水。其中更多的是左右意识不强或不符要求的新一代，这些人当然也从此体尝了左和右的分量和滋味，这里头又有一次分化。一直到60年代旗手登台，原先以左自居而剃人之头者也遭到了人亦剃其头的命运。至此，除了发誓向旗手效忠的极少几个乖角外，包括原来追随剃人之头以自保的大佬犬儒们，也都一律不合极左路线的要求而划成右的一档了。文学就清一色或无色，那就是八亿人共分八盘样板菜和一个小说厨子的年代。
　　旗手一伙要横扫掉原先的指导家一伙，在运作中当然要打鲁迅牌，这事倒有现成的根据，鲁迅的不少文章、书简，特别是致徐懋庸那封有名的公开信就是致命的武器。如果事情仅止于此，那倒还是一报还一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但造反派除了别的不赦之罪外，仅以糟改鲁迅论，窃取、割裂、凌迟鲁迅的言辞，把鲁迅亵渎得面目全非，鲁迅的像座被愈挪愈左，其混淆黑白之罪就不可恕。以至多年之后，还有人胆敢称鲁迅的作品为“鲁货”，其灾难的程度可知。
　　所有这些当然是“俱往矣”了，但至今有意或无意地曲解、中伤鲁迅的活动未息。除了几个对鲁迅一无所知的妄人以外，如今伤害鲁迅的手法，特别是那些曾和鲁迅有瓜葛或和有瓜葛的人有瓜葛的大小人物，技法更其精巧，更其隐讳。这原是此辈的故伎，鲁迅生前他们就是这么干的。在50年代的一段时期里，有些人议及鲁迅时，还常常带到当时被“实际解决”了的胡风、冯雪峰等有关人物。一个特别的例子是汉奸周作人，此人向以冲淡和超脱自命，崇奉者们也都肯定和称颂其自命的淡泊高蹈，他在解放后也不是文学纠纷中的局中人，可是在自称不带感情的《知堂回想录》一书中，也两处佯尊鲁迅而连带斥骂胡风。在该书的135节，原是回想当年养病的琐事的，忽然文末笔头一转，写道：“鲁迅平日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会对任何人有什么情面，所以他的态度是十分难得也是很可佩服的，与专门‘挑剔风潮’，兴风作浪的胡风等，相去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当然，他写此书时正托庇于掌权的胡风死敌，顺便向给饭吃的恩主卖个好，也是超脱者所不能免，不大好以趋炎附势论之；而在141节中提到他当年作五十自寿诗时，又说“当时经胡风辈闹得满城风雨”，则分明就是在报夙恨了。
　　举这样一个小小的例子，是为了提供一个引起警惕的信息，凡是曾与鲁迅有瓜葛的人的回忆文章都得留神，要想想其人的来历和用心，要和鲁迅当年的议论参比着读，免得被愚弄，受蛊惑。例如近年来的一个流行现象，狂捧当年被鲁迅指斥过的人，其惯伎是拿鲁迅来垫背，反衬出那人的高明和鲁迅的“偏激”，抽去了时空和具体条件而对鲁迅进行贬抑。对这种背面敷粉以此形彼的时新中伤法，鲁迅的书是一面镜子，不读鲁迅的原书是要上当的。
　　两起打鲁迅牌的人都是以左派自居的，至今当然仍有以坚守左辙为坚贞而自鸣得意的人，但由于对历史的逆反心理，市场行情左已不很吃香。好听一点称之曰“正统”，直白一点称之曰僵化或顽固。其趋势似乎同当年把异己和不顺眼的人往右里划相反，现在则对稍不顺眼的人推向左边，即将他们归入顽固、僵化的一类。本来，有信念有执著的人通常是顽强的，顽强和“顽固”也只有一字之差。也由于如上所说，阵线早已打乱，分化组合尚在纷纭之中。倘若以左右划分很不适合，则从鲁迅的两只船之说可以得到很好启示。不过现在的脚踏两只船已不是文学船和革命船，而是文学船和市场船了。所谓市场船倒并非定是指文人下海或找大款老板赞助之类，而是指投市场之机，甘心将文学作市场的女婢的识时务之俊杰。新式术语叫做“贴近生活”或“关怀世俗”，但万万不可照字面去理解“生活”和“世俗”的涵义，用煞风景的直白解释，就是媚俗。凡是不愿媚俗，表示抗拒的人，在市场眼看来就是僵化、顽固或含蓄点称为“正统”的了。这依然是鲁迅在世时艺术至上派一夜之间飞跃成革命派而讥贬按原方向前进的人一样，是老戏新唱，不过这回正好翻了一个个儿罢了。
　　瞧，这种文学上的新戏仍可以从鲁迅那里得到启示而看懂剧情。鲁迅逝世已满六十年了，中国变来变去还是循着鲁迅所指陈和暗示的老轨迹上翻花样，不从鲁迅汲取智慧，你能认识中国，认识现实么？
　　199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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