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鲁迅》：读 鲁 迅

　　高远东
　　读鲁迅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第一次读鲁迅，像多数同龄人一样是在文革时期；所读的第一篇作品，是选入小学语文教材的《一件小事》。现在已记不清当时的感受，除了觉得文风怪异，可以肯定的是，并没有因教师解释不当而对课文本身产生的反感。到了上中学，《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刘和珍君》《故乡》《祝福》几篇课文像《范进中举》一样，成为衷心喜爱的篇章，至今令我庆幸。上大学时倒没什么好讲的，那是70年代末所谓“思想解放”时期，校园的早景之一，是遍地拖家带口的老三届在呀呀学英语。我虽然念的是中文系，吃完饭却总是找满校园张贴的《今天》《北京之春》等民间刊物看。作为文革《圣经》的鲁迅，那时一方面为无知者唾弃，另一方面又以中国启蒙之父的面目出现，激起青年、中年乃至老年人的狂热——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狂热。我则整日沉浸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现代派诗歌乃至“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中乐不思蜀。看看鲁迅的诗，什么“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什么“桃花不及李花白”“花有花道理，我不懂”，正是所谓“战士”的“缺点”之类东西。83年读研究生，才第一次捧起《鲁迅全集》死读。宿舍弄得像《儒林外史》中鲁小姐的闺房，“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整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对我来讲，鲁迅著作中没有黄金屋，却有拆黄金屋；没有颜如玉，却有批颜如玉；没有千钟粟，却有克千钟粟——鲁迅把国人认可的世俗福乐统统拆解了，把普通人的人生美梦都打破了，却给了令我们陌生的东西。其中有大宗师的智慧，有墨子“遍从人而说之”的救世热情，有尼采提着鞭子逼人进步的执着，有稽阮的歌哭，有希腊悲剧，有瓦格纳，有摩罗诗力，有福柯哈柏玛斯，有战斗，也有休息……这些使人悚然惊觉的、百科全书式的存在，这个“虚拟的”却与中国人的真实生活血肉相连、神气贯通的世界，能锐利人的眼睛，敏感人的心灵，洗练人的头脑，强大人的力量，健全人的趣味，其功用我觉得近乎重造了一个“人”，鲁迅因此也就成为我心目中塑造现代中国人格和国格的真正的“国父”。
　　鲁迅的精神确实像一个父亲，鲁迅之“仁”首先应从此出发理解，鲁迅之为“战士”也应首先从此出发理解。瞿秋白说鲁迅是莱谟斯，是吃野兽的乳汁长大的，但他对阻碍新中国前途的旧思想、旧道德、旧制度“兴风狂啸”，却是为了“小于菟”们“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看看那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看看《我之节烈观》，鲁迅几乎在代全中国的父亲设计，代全世界的男子谋划，而他采取的行动，便是“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一种《隋唐演义》中手托千斤闸的无名英雄的作为。当然，这一戏剧性的姿态仍隐含了青年鲁迅“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浪漫想象，并为郭沫若等文化英雄熟能生巧的。不过，它之所以不同于“巧伪士”或文化弄臣的作秀，就因为鲁迅是在穷一生之力实行之，见祖杀祖，见佛杀佛：无论假借了什么美名，窃取了什么大义。他搞文艺，教学生，像宝贵眼珠一样精心呵护中国的一点“人”的萌芽，精心培养之，让它发育、壮大；但又提防着它像“十世单传的婴儿”那样成为温室中的花，从而野蛮之，如禽鸟之教飞翔，鸷兽之教搏击，培养它在饿狼成群、风沙扑面的世界作为“人”的生存本领。我想，只有做了父亲的人，才能真正了解鲁迅的喜乐境界；只有充满父爱的人，才能真正接近鲁迅的精神。我因此常常无端地想起鲁迅对女性的关注，想起他身边女性——母亲、妻子、爱人、朋友乃至敌人对他的深情、隔膜乃至怨恨，那些躁动于母性和女儿性之间的情感钟摆，似乎可以当得起一面反衬鲁迅的父亲风范的镜子。
　　鲁迅的精神也像一个教师，他本人不仅充当过中学和大学的教职，出任过教育部的官员，而且一生心仪的模范也多是像藤野先生这样的人。有人认为鲁迅少年时代缺乏一个能作为榜样的父亲，想想北京西三条故居卧室案头悬挂的藤野先生像，那认真、严肃、督责的面容，抬头目光就能触及，他未必不是鲁迅潜意识中理想父亲的替代。在我看来，鲁迅的父亲气质与教师精神是不可分的，他的热切，他的激愤，他的颓唐，他的怀疑，他的悲悯——他所有的矛盾和痛苦似乎都与一种教诲的精神相联系，甚至其个人的困境也植根于其作为导师的困境之中。其文其人正因此种性格而为时下摩登文人如于坚韩东之流所不满，为舶来时髦的“后后”论者所非议。不知为什么，此时我总能联想起《颓败线的颤动》中老女人的那些子孙们，想起年轻气盛的创造社、孤高自负的高长虹以及那些被宠坏的、不愿子承父业、遗传着猫头鹰一般弑父以成人的血液的后代。这其实也是一切导师的宿命。如果弑父的轮回能伴随确实的进步，启蒙的大欢喜或许能够海涵一切背叛的。何况我国教授的传统来自“孔夫子和他的之徒”，自来就讲“有教无类”。就鲁迅受教的经验而言，无论三味书屋的开蒙，还是在亡命日本的章太炎寓所里听解《说文》，都充溢着孔子杏坛讲学的精神：一方面是俨然的“传道授业解惑”，另一方面又有如饮甘醴、如沐春风的快乐，只是这一切隐然于一个授受的结构中。而鲁迅与青年、与学生的关系却最终从所谓“师道”的等级秩序中彻底摆脱了出来。鲁迅虽天然具师长风度——这从他与许寿裳的朋友关系、与许广平的伴侣关系、与周作人的兄弟关系中都能看出来。记得许广平曾问鲁迅，为什么与他共同生活多年却仍觉得他是先生而非爱人——，但他却并不以导师自居，并不动辄视青年为弟子、纳才俊于门墙，而是以“梯子”、“孺子牛”等自况，因而也常被“聪明”的青年“老实”地利用，以至高攀后的俯视、收获日的宰杀也成为其人生际遇的一部分。周作人一直看不惯鲁迅接近青年，尤其是在与青年的相互关系中展开其思想、文学乃至生命。但比较起来，鲁迅与学生、青年的关系显然比周作人之于俞平伯沈启无更具现代性的。在鲁迅躬身践履的启蒙乃至教授伦理中，或许隐藏着他对传统“师道”的真正改造。
　　当然，鲁迅的精神不折不扣是“人”的精神，其类父亲、教师的精神不过是抽象的“人”的精神的感性化、具体化而已。读鲁迅，我们像白莽一样易感于其精神的威压；但却并不因此后悔与他的相遇。因为鲁迅的父亲、导师——启蒙者的气质植根于其活生生的生命感受之中，蕴含在其一生追逐的“立人”目标之内，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中获得进步和成长的资源。不是说启蒙就是要人摆脱精神的不成熟状态，有能力和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吗，鲁迅一生对国人所期待的、不惜耗费生命以追求的，其实只是助人为“人”而已——希望同胞无论内外公私、无论个人民族、无论人际国际、无论为生存还是求发展，在各方面都能有正常的“人”的感觉、知觉、情感、精神，有能表达这些内容的知识、语言、文化，有能无悖乎其旨趣的健康、尊严的生活。鲁迅的关怀纵贯了长幼，跨越过卑贱，横通着男女，如江河浩浩，如电火炎炎，如手术刀，如苦口药。在这个意义上，其笔下所揭示的生活无非两种：一是有“人”的内容而无“人”的形式的生活，如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子君们的追求、痛苦、颓唐、绝望甚至堕落的悲剧；一是甚至连“人”的形式也丧失殆尽的“非人”的、麻木的生活，如华老栓、七斤、祥林嫂等“老中国的儿女”的不觉悟，尤其是阿Q，一个不仅未具备作为“人”的理性、情感的主体性，连“动物”般的感知、意志的主体性也时时为“精神胜利法”所取消、歪曲的可耻生命；当然还有第三种生活——合乎人性、贯穿着人道精神、打开了主奴死结的新生活，只是它并非存在于现实，而仅仅存在于鲁迅的价值理想之中，是他经过长期的探索好容易才找到的、用以批评社会和文化的依据。
　　“读点鲁迅”乃领袖的号召，因为它响应了我的兴趣，所以我也一直响应着它。为了真正读懂鲁迅，读通鲁迅，我曾在西三条故居前的一间平房居守了四年：白天看鲁迅编刊物，晚上体会《野草》中“奇怪而高的天空”，或逗弄常常从花圃中奔突而出、善于蜷缩的刺猬——记得它的祖先在鲁迅日记中就出现过——，不过终于还是明白了，接近鲁迅的“圣迹”与接近鲁迅的心灵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后来我调到大学，在课堂上也道听途说地讲讲鲁迅，学着为人“师”，为人“父”，为人“人”，结果把学生全讲跑了。我因此醒悟鲁迅其实是不可学的，也因此更满足于书房内的阅读。
　　是的，对于鲁迅，我确信只要自己读、自己想、自己接受、自己解释就够了，既毋须什么指导，甚至也毋须交流的。2000年7月6日于磨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