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婴百日留影
1927年5月，鲁迅只身返京省亲。
年前，他就接到“老太太的命令”，但因为陷身斗争，无暇他顾，再者恐怕同许广平的关系有关，便一直拖延着。而今，“害马”已经怀孕，他不能不把两人同居的“秘密”向家人公开了。
在北京逗留的大半个月里，鲁迅在燕大，北大，以及两所师范学院里一共做了四次讲演，很出了一下风头。讲演的内容有新文学问题，妇女问题，还有其他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他讲话时总是处处联系着个人过往的斗争经验，执著于记忆中的创痛，“照例从成仿吾一直骂到徐志摩”，如他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所说。他强调政治先行，强调改变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意义；相对于“阶级斗争”，提出“同级斗争”这一特别富于民族文化内涵的概念。他的意见是，应当及早消除普遍的“互斗”现象，致力于阶级的抗争。由于思想的魅力，他每到一处，听众如潮。在北大讲坛，因为拥挤，他不得不通过后台走上讲坛。还有报道说，青年看到讲演的海报，奔跑相告，争先恐后，以致一度使周围一带的警察受惊。
鲁迅先后三次前往未名社，同曾经一起战斗过的青年朋友晤谈，又特意到西山疗养院去，看望了重病中的韦素园。此外，他还访问了几个教育部里的旧同学，得悉因有学校拟留他教书，遂使一些教员惴惴危惧的消息。往日的北京，已经变做北平，然而，城市非但不见进步，反而日见停滞和颓废。感慨之余，更加坚定了他在外“漂流”的决心。
返回上海后，第一件事是同老板李小峰打了一场版税官司。虽然，官司以鲁迅获胜告终，但《奔流》也因此失去经济上的给养而夭亡。由于这场官司，林语堂同鲁迅在一次晚宴上起了争执，终至友情破裂；究其实，在思想倾向上，两个早已是分道扬镳了。
9月，海婴出生。从此，在精神上不免多出了一种负累。过份的关怀就是负累。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也能给他带来少有的欢愉，但是并不能减少他的隐忧；这从后来关于转地疗养的通讯，从遗嘱，都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孩子的爱是感人的，《自嘲》诗里有一联曰：“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至今为人们所传诵。他的《答客诮》，作为父亲的自画像，更是传神：
无情未必真豪杰，
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
回眸时看小于菟。
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政治控制日益严密。党中央高踞于国家之上，党政不分，从军队直到所有的群众团体都成了党的御用工具。1928年8月，蒋介石宣布：在“全国统一”的形势下，应进行“巩固国家基础”的工作，从“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次年1月，国民党中央颁布《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凡“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案者”，均为“反动宣传品”，应予“查禁查封或究办之”。3月封闭晓山书店，8月封闭创造社出版社，上海几所学校也遭到查封。10月，国民党政府动员全国军政机关，一致行动，严密查禁进步书刊，“以遏乱源”。自由，民主和人权公然遭到践踏，专制秩序代替战争和混乱。中国陷入更深的黑暗之中。
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
鲁迅同青年朋友柔石一起出席自由盟的成立大会。在这个知识者群体秘密召开的会议上，他没有正式发言。他向柔石的朋友，会议主持人冯雪峰表示说，他是不赞成这种方式的，但同意发表一个宣言。但当发起人名单正式发表的时候，他却同郁达夫一起，成了领衔的人物了。
接着，上海又成立了20多个分会。自由盟敦请鲁迅等出席系列讲演活动，宣讲自由的真义。他先后做过几次讲演，都是讲说文艺和美学，是自由的边缘主题，并没有进入组织者指定的中心；然而，通过他特有的策略和方式，却成了自由和人权的最出色的宣传家。可是所有这些，都骗不过嗅觉发达的“文探”。他们跟踪自由盟的活动，利用党国的传媒，诽谤，漫骂，无所不用其极。这些文章，最恶毒的是，强调“以党治国”而否定自由盟存在的正当性，目的在于鼓励当局采取镇压活动。果然，国民党政府下令上海各校禁止自由盟派人来讲演，并通过巡捕房，秘密逮捕主持人。浙江省党部得悉自由盟的情况之后，随即呈请南京当局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51人。起初，鲁迅并不以为意，仍照常出入内山书店；后来经过许广平和友人的再三规劝，才不能不在书店的假三层躲了起来。除了柔石，冯雪峰，郁达夫等有限的四五个朋友之外，他不敢公开寄寓的地址。每隔几天，许广平便抱海婴去探望一次；偶尔外出，还有人跟踪。这种境遇，既是禁闭，也是流亡。他写信给章廷谦说：“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直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
但他仍然珍惜这仅有的一点“残剩的自由”。避难期间，他曾数次觅屋，后经内山介绍，于5月中旬进入北四川路公寓。为安全计，他只好在门上贴上写有“内山完造”字样的纸条。
几乎在自由盟成立的同时，一个左翼文艺团体宣告成立。
中国共产党为了有效地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政策，决定争取鲁迅，并且通过鲁迅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外围组织。一方面，阻止党员停止攻击鲁迅，派遣潘汉年作为中宣部联络员，传达中央有关指示，开展组织的筹备工作；另一方面，让冯雪峰出面，说服鲁迅加盟。在当前，任何反对政府的行动，都是他愿意支持的，何况是青年文学团体。他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名称，以及一些他认为无碍于他单独战斗的原则。他说，他不一定参加左联的筹备小组的工作，挂名可以，但不能每次会议都参加。筹备会议公认鲁迅的盟主地位，曾经考虑在组织内部给予他以类似“委员长”“主席”的“头衔”以示尊重，他一概谢绝了。在有关发起人的名单问题上，他同这群未来的伙伴也存在着意见分岐。他提议应当加入两个人，即郁达夫和叶圣陶；前者被勉强接受了，而后者仍然遭到拒绝。对于这种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关门主义的作法，他是不满意的。至于参照苏联“拉普”和日本“纳普”的宣言拟订的纲领，大约鲁迅从总体上看出了由创造派保留下来的脱离现实和惟我独尊的倾向，也就不拟修正，只是看后缓缓说了一句话，算是表明态度：“反正这种文章我是做不出来的，就这样罢。”
左联的成立大会于3月2日在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一个教室里召开。出席大会的一共有四五十人，主席团三人：鲁迅、夏衍、钱杏；常委七人：夏衍、冯乃超、钱杏、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大会决定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创办联盟机关杂志《世界文化》，建立与各进步团体及国际左翼文艺团体的联系。
鲁迅的发言，在精神上是对纲领持批判态度的。令创造派成员感到困惑和不满的是，当大家一致向前看的时候，这老头子仍然算旧账，说了类似“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话。的确，他不怕开罪于新的战友，认为有必要对思想斗争的历史进行反思。在讲话中，他特别强调作家的现实体验和大众意识，指出，“‘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把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提高到头等重要的位置。此外，还就一些战略性的问题，如对旧社会旧势力的持久战，战线的扩大，战士的培养，以及建立联合战线等，也都表示了个人的意见。
在左联成立后不久，鲁迅写信致章廷谦，表白加入团体的想法：“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悉，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飚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两年后，还这样说到：“到1930年，那些革命文学家支持不下去了，创、太二社的人们始改变战略，找我及其他先前为他们所反对的作家，组织左联……”
中共方面的某些领导人出于政治上单方面的考虑，几乎一开始就像对待政治组织一样对待左联，使之秘密化，要求作家发传单，贴标语，参加飞行集会等活动，忽视了它作为文学团体的特殊性质。这样，左联就有了“第二党”之称，距鲁迅加盟的初衷愈来愈远。实际上，两者的距离也确乎愈来愈大了。
中国传统士人对权力有一种依附性，其实也就是奴性；现代知识分子即使获得了一种新的观念，也难以逃脱这种文化基因的影响。尤其从欧美留学归国的大批精英人物，往往寄改革的希望于上层，前有“现代派”，后有“新月派”，小则闹闹别扭，大则为虎作伥，更甚者则直接进入政府，充当权力人物。这其中，胡适称得上是一位领袖人物。国民党“清党”之后的“党化教育”以及一整套极权主义的做法，同他的一些观念是有冲突的，为此他曾以辞去大学院委员的职务相要挟，写信给司法院长提出抗议，并把信件发送通讯社，还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系列论“人权”的文章，向“党治”提出挑战。但是，关于这段越轨的举动，胡适本人有自白说：“我们只有善意的期望与善意的批评”，“批评的目的是希望他自身改善。”他还写信给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为了求得“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互相认识”。即便对党国怀着如此的忠诚，仍然遭到政府的惩罚。中央明令教育部蒋梦麟签发对胡适的“警告令”，出版《评胡适反党义近著》，动员国民党人批判胡适。1930年2月，中宣部发出密令，禁止出售和销毁《新月》杂志，查禁胡适等著的《人权论集》，传媒纷纷揭载有关惩治胡适的各种议案和消息。
对于胡适们的“人权运动”，鲁迅没有直接评议。他知道，在“人权案”问题上，决不能作出使压迫者有任何可供利用的事情；但是，为主子设想的奴才道德，是必须加以揭露的。为此，他发表了一篇《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无情地嘲笑这群“刽子手和皂隶”“挥泪以维持治安”的拙劣表演。“譬如，杀人，是不行的。但杀掉‘杀人犯’的人，虽然同是杀人，又谁能说他错?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爷要打斗殴犯人的屁股时，皂隶来一五一十的打，难道也算犯罪么?新月社批评家虽然也有嘲骂，也有不满，而独能超然于嘲骂和不满的罪恶之外者，我以为就是这个道理。”鲁迅需要指出的是，新月派批评家所以有超然的态度，实在因为有着超然的地位所致。
这时候，鲁迅大体上放过了胡适，着重批判的倒是梁实秋。这是有意味的。在《新月》的圈子里，从事文艺批评的，几乎只有梁实秋一人。梁实秋不但要做“好政府主义”的宣传家，而且自告奋勇，以反对“普罗文学运动”为己任。因此，当左翼文艺在重重压迫下艰难生长的时候，对梁实秋方面加以狙击是必要的。
1929年9月，《新月》同期发表梁实秋的两篇论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和《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在强调文学的对人的全面完整的体现，艺术的相对独立性，以及主张译文的畅达等，不能说梁实秋的文章毫无可取之处。但是，问题在于，这些论文主旨在于否定正在兴起的左翼文艺运动。头一篇歪曲无产阶级的文学理论和主张，认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纯属于子虚乌有；后一篇不仅仅是翻译的技术问题，而是借批评“晦涩”、“难懂”，而抹煞所有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以及翻译实践。
鲁迅作了一篇长文作答，把两个问题扭到一起，题为《“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文章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实则强调反抗压迫的斗争的必要性，其中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梁实秋的种种讥笑“多数永远是愚蠢的”之类的贵族派头，特别为鲁迅所憎恶；他的反驳，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一贯的平民意识的突出表现。与此同时，他又指出文学不是“只有”阶级性而已，可见他对人性并不加以抹杀。在他创作的小说人物谱系中，哪怕漫画化的阿Q，他的性格和行为，都是不可以用“阶级性”作出全部的说明的。
此后，鲁迅还作过两文直接抨击梁实秋，就是《“好政府主义”》以及《“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章表明，像梁实秋一类人物，是为政府和上流社会服务的。因为是“走狗”，所以“驯良”；又因为驯良，所以“雅”。
从创造派到梁实秋，他们是从左到右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对无产阶级文学进行曲解的。梁实秋主张文学只有普遍的人性，否定阶级性；“革命文学家”则坚持文学只有阶级性，否定共通的人性，两者都一样的“以意为之”。所以，《“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特意在“人性”的“艺术之宫”里，安排了两把虎皮交椅，让梁实秋和钱杏一个右执“新月”一个左执“太阳”，并排而坐，“劳资”媲美。《我们要批评家》也是既说成仿吾和钱杏，也说陈西滢和梁实秋的；但批评前者更甚，指众多挂了“革命的”的招牌的作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不但无益，而且是有害的。
7月在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讲演，题作《上海文艺之一瞥》，对革命文学家的批评更为直接，更不留情面。其实，他所批评的人们，此时已经成为他的盟友了，怎么可以无顾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呢?怎么总是纠缠历史的旧账呢?可见，他从来是看重思想和思想批判本身的。整个讲演是关于上海文坛从才子佳人到流氓才子的变迁史；只“一瞥”，就阅尽了六十年风光，无论怎样的变来变去，骨子里一仍其旧。其中，创造社是被当作才子加流氓的典型之一来加以批判的。“才子气”和“流氓气”，其实是概括了国民劣根性中的两个类别，突出地表现为逃避现实和打倒一切。鲁迅举例说，“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他又指出，“有些‘革命文学者’的本身里，还藏着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学’，若继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他认为，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的善变者，都可以称作流氓。讲话提到的人物有成仿吾，郭沫若，叶灵凤，张资平等，自然也有向培良之流。他说：“这样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们的转变，是毫不足异的。”
为了回敬鲁迅的这篇讲演，郭沫若写了一本《创造十年》的书，单是“发端”，就费去一万字。他还针对鲁迅的《我和〈语丝〉的始终》，写过一篇《“眼中钉”》。他把鲁迅对创造社的批判说成是“旧式的‘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在那儿作怪”，“不过一丘之貉而已”，从而肯定创造社对鲁迅的批判。郭沫若的文章发表后，有人评为“轻薄”、“无聊”，也有人称之为“互争雄长的伟大的旧账”，还有人撰文说举发鲁迅的错误是正当的，把《上海文艺之一瞥》当成为鲁迅的“小资产阶级性固定不变”的证据。一场文艺思想的论争，终于发展成为未来的宗派主义的斗争；这时其实已经埋下了伏笔，只是时局不同，尚未出现权力的垄断而已。
加入左联以后，鲁迅照例打他的“壕堑战”，从事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工作，一面培养青年，继续新文艺的建设。这时，他开始倡导现代木刻；办世界版画展览会；以《艺苑朝华》的名目，定期出版画集，已出第一辑的五种，就有三种木刻集，即两本《近代木刻选集》和一本《新俄画选》；还组织了中国最早的木刻讲习会，亲自给青年艺术家充当翻译，或直接讲解。对于“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他总是不忘给予热情的评介。在官方的压迫日渐加紧的情况下，为了争取更大一点的发言空间，他积极投入翻译和出版工作。其中，除了《竖琴》、《一天的工作》两个短篇集子之外，还翻译了两部长篇，一部是“同路人”作家雅各武莱夫的《十月》，一部是革命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他编辑了一套《现代文艺丛书》，计10种，但除了4种得以出版外，其余的包括《毁灭》在内都成了“不准出生的婴儿”。结果，他以“三闲书屋”的名义，自费出版了《毁灭》，还有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这叫“钻网”。钻网是大苦事，但也有报复和胜利的快意在吧!但看他为《铁流》做的广告：“在这样的岩石似的重压之下，我们就只得委婉曲折，但还是使她在读者眼前开出了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此时，他的感情和意志，无疑也是鲜艳而铁一般的。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了大会，党的实权落在国际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王明手里。李伟森、何孟雄等对四中会全的召开十分不满，于是发动了一批同志，于1月17日在东方饭店开会表示反对。会议未及结束，便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突袭，30多个与会者全部被捕。
其中就有柔石，还有殷夫、胡也频、冯铿和李伟森，都是左联作家。
第二天中午，魏金枝把柔石被捕的消息告诉了鲁迅。他感到十分震惊而且悲痛。这时，他想起柔石身上还藏有一份由他和北新书局签订的合同，这正好给官厅留下了把柄，那么官厅还会轻易放过自己吗?经过反复考虑，等到第三天，他便找内山商量搬家的事情。次日晚上，内山委托店员雇了几辆黄包车，亲自把他一家护送到花园庄去。
这时，谣言蜂起了。上海的《社会日报》，天津的《益世报》、《大公报》，沈阳的《盛京时报》等，纷纷揭载鲁迅被捕或已死的消息，甚至传为“共党中重要分子”，“任沪红军领袖”。这些谣言是足可杀人的。于是，通过电报、书信探询鲁迅的人，一天天多了起来。远在北平的鲁迅的母亲，也为此担忧成疾。
不得已，鲁迅只好写信辟谣，在信中变换名字和写法，乃至使用暗语，如用换住医院代替出走等等。这种幽禁般的不自由的境地，使他变得十分焦虑而且悲哀。他写信给在日本的李秉中说：
我自旅沪以来，谨慎备至，几乎谢绝人世，结舌无言。然以昔曾弄笔，志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仍为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而上海文坛小丑，遂欲乘机陷之以自快慰。造作蜚语，力施中伤，由来久矣。哀其无聊，付之一笑。上月中旬，此间捕青年数十人，其中之一，是我之学生。(或云有一人自言姓鲁)飞短流长之徒，因盛传我已被捕……其实我之伏处牖下，一无所图，彼辈亦非不知。而沪上人心，往往幸灾乐祸。冀人之危，以为谈助……文人一摇笔，用力甚微，而于我之害则甚大。老母饮泣，挚友惊心。十日以来，几于日以发缄更正为事，亦可悲矣。今幸无事，可释远念。然而三告投杼，贤母生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生于今世，正不知来日如何耳。东望扶桑，感怆交集……
在此期间，他不断地打探柔石等人的情况，焦苦地等待着事件的发展。天气愈来愈冷，他不能不常常惦念柔石在狱中有没有被褥?写信要的洋铁碗收到了没有?……但终于有一天，传来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是柔石和其他23人，已于2月7日或8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柔石的身上，足足中了十弹!……
日本京华堂主人小原荣次郎买兰归国，他书赠七绝一首，表达了一个现代的流放者的悲痛的心情：
椒焚桂折佳人老，
独托幽岩展素心。
岂惜芳馨遗远者，
故乡如醉有荆榛。
在一个凄凉的月夜，在什物堆间，在妻儿的柔弱的鼾声里，鲁迅不觉再度沉重地感到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悲愤中吟成七律一首：
惯于长夜过春时，
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
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
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
月光如水照缁衣。
两年过后，他犹未能释怀，写下有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结尾是这样的：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起他们的时候的……
正是为了这“将来”，鲁迅不会在压迫中屈服，他会奋起抵抗。2月末，当他返回旧寓，便立即投入山上正义所译的《阿Q正传》的校阅工作中去了。
严格说来，这不是一部仅仅属于他个人的作品，而是一部政治色彩相当浓烈的纪念文集。本书于10月5日在日本东京出版。书前印着李伟森等人的遗像和悼念他们的献辞，内文在《阿Q正传》之后，还译载了柔石、胡也频、冯铿等人的作品以及小传，此外，还载有日本革命作家尾崎秀实特意为此书作的《谈中国左翼文艺战线的现状》的长篇序言。他的命意很清楚，生命和声音是打不死的。
鲁迅还写了一篇《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交给来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嘱她译成英文拿到国外去发表。文章自然是激烈的，其中毫无隐瞒地说到左翼作家之死，说到警备司令部，说到当局，直接指出惟有通晓“杀戮法”或“侦探术”的某一位政府委员和侦缉队长。史沫特莱为此警告他说，如果发表了，他一定会被杀害的。
“这几句话是必须要说的，”据当事人回忆，鲁迅当时很慢很沉着地回答说：“中国这么大，总得有人出来说话!”
史沫特莱临走前，和鲁迅共同起草了一份宣言：《为纪念被中国当权的政党国民党屠杀的大批中国作家而发出的呼吁书和宣言》，向西方知识界控诉中国对作家艺术家的屠杀。宣言和鲁迅的文章发表在美国《新群众》杂志上，发表后，立即激起国际文化界一批知名人士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
柔石等人牺牲后，冯雪峰接替冯乃超当左联党团书记。他做的头一件事，是找鲁迅商量出版一个纪念战死者的刊物《前哨》。鲁迅十分支持这个想法，《前哨》的刊名就是他想出来的，刊头也是他亲笔所写。他为刊物写了一篇不像悼文的悼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者的血》。说是不像悼文，就是他已然掩藏了深沉的悲痛，而通篇燃烧着愤火。此前，他否认“革命文学”的存在，而此刻，竟毫不犹豫地使用了这个字眼；因为确确实实，中国的抗争文学已经染上了烈士的鲜血了。由于他是以能被利用的心理加入左联的，因此一直坚持他的“散兵战”原则而游离于组织之外，而此刻，竟也毫不犹豫地使用了一度为他所讨厌的“我们”的字眼，公开声称自己为“左联之一员”!
在“纪念战死者专号”编定的当天，鲁迅特意携了眷属，邀请冯雪峰全家一起留影。大约这对于死者和生者，也都是一种纪念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