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东京弘文学院同学合影
少年鲁迅经历的两次重大的家庭变故,严重地毁损了他的精神健康,给他留下了终生难以弥合的深刻的创痕。
最先是祖父下狱事件。
祖父周福清，字介孚，出身翰林，曾外放知县，后被勒令退职。通过出钱捐官的道路，在京候补9年，终于当上一个专事抄写的七品小京官。一年，慈禧太后“万寿”，由光绪皇帝颁旨，在全国各省举行“恩科考试”。在此期间，周福清恰好因料理母亲丧事滞留绍兴。几家亲友在得知他同主考官是同科进士，有同年之谊，凑集了一万两洋银，求他为应试子弟代为行贿。他应允过后，立即赶赴苏州，待打听得主考的行止，亲自写了一封信，将具名及一万元的钱票附入，令听差递呈。但是，所有周密的考虑，最后竟被卤莽的听差给败露了。
即使在一个腐败透顶的社会，官方也得维持“法治”的面子。周福清知道事关重大，试图找人开脱，碰壁之余，随即逃到上海，避居了一段时日，结果投案自首。光绪皇帝在刑部上报的案卷中，亲笔批示道：“斩监候。”
斩监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犯人给监禁起来,听候斩首。何时斩首是无法预期的,只能等候最高指示。这种朝不保夕的悬空状态,给所有相关的生命带来无边的焦虑。
在周福清入狱时起，为了逃避株连，鲁迅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由母亲鲁瑞转移到了乡下，过一种其实是流亡者的生活。由于同知府大人有私交，周福清得以租住杭州府狱附近花牌楼的房子，并且由姨太太及少子陪住，还雇了厨师和保姆。所有这些费用，自然都得由长子——鲁迅的父亲周凤仪负担起来。然而，除了变卖田产，被断送了科举前途的读书人有什么能耐呢?对于祖父在官场中染成的这种陈腐的习性，鲁迅应当是反感的。周福清后来病故时，三弟周建人曾经问他，是否保存祖父的日记，他的回答是：照例烧掉。
周凤仪忧愤成疾,37岁时就死掉了。这时,鲁迅才16岁。这是继祖父下狱之后，他所遭受的最为沉重的打击。
周凤仪所患的“鼓胀病”，按照现代医学推断，当是肝硬化腹水。从病因学来说，长期的精神抑郁是致命的。为了病重的父亲，正在三味书屋读书的鲁迅无法专注于“子曰诗云”，请医生，寻“药引”，几乎每天都要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之间。从鲁迅后来的回忆文字来看，他在当铺所受的侮蔑是刻骨铭心的，而药引——如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原对的蟋蟀，结子的平地木等等——的寻搜，也使他受尽了中医的愚弄。所以，他在日后表现出来的，对本土传统以及社会不公现象的憎恨与攻击，都变得很可理解了。
如果说祖父下狱事件直接来自权力和权力者，那么，父亲的亡故则与社会和文化有关。这两次连在一起的事件，使鲁迅长期陷于绝望，孤独，以及对所在境遇的质疑之中。在描写鲁迅性格的时候，人们常常说他多疑、善怒，其实是苦难生活预期教育的结果。在生存的斗争中，为了不欺骗自己，他必须拒绝支援，勇于独战。他是固执的，顽强的，因为他面对的敌人是整个世界，无主名的杀人团，其强大并非出于个人的幻觉，而是经验中的事实，因此他不能不坚持作殊死的反抗。然而，作为自觉的弱势者，他在内心充满悲悯之情。周家的败落本身就是一种不幸，从病魔的掌中挣扎至死的父亲，到依然留在世界上而为贫困所俘获的母亲与幼弟，都是孤苦无告的受难者。憎来源于爱，责任和勇气同样来源于爱。他，一个头生者，除了站出来做他们的保护人，已是别无选择。在家庭的由盛而衰的下坠过程中，在上层与下层两个世界转换的中间地带，他长时期停留在那里，凝视着人类的灵魂，感受着周围的冷漠，麻木和残酷。对于鲁迅，整个少年时代，不但培育了他的性格，他的哲学，同时孕育了他未来的精神倾向与文学主题。
幸福是单调的，惟有苦难深沉而丰富。在短短几年内，鲁迅所经历的一切，实在远胜于一个太平顺民的漫长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