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我七十年》：第十三章　客厅

　　从天井进门是客厅，中央一张大桌，可会客也可用餐。它可坐８人，父亲坐南面北，它既是主位又不碍上菜。配的８把椅子，均一色薄黑漆。在１９４６年或１９４７年由邵维昌用调和漆重新油过，变为棕黄色。我曾建议上海鲁迅纪念馆设法复原，似乎说过几次都没有动作，不知是否认为证据不足。其实检查椅子的油漆便是最可靠的证明。
　　这间客厅日常很少使用，平时家庭用饭都在玻璃格门内间，隔门可敞开。叔叔婶婶来也在内间吃饭，两家人团聚在一张小桌边更显亲切。孩子不上桌面，碗面上夹些菜在一旁吃，上桌面是孩子长大成人的标志。如叔父不带孩子来，那我就可坐在桌子边上了。父亲是绍兴人，又在家乡长大，按照生活环境和遗传，应当具有相当酒量。但记忆中没有见他醉倒过。其实他量不大，一两杯而已。喝尽杯中的酒就说：“盛饭哉?”同时劝别人再继续，但是客人也就此停杯用饭了。我不记得父亲喝过白酒之类。叔叔曾送来五加皮?由于是黑瓶大肚收口，印象很深?。
　　萧军１９３５年到上海，东北大汉酒量难以估计，但在我家吃饭的时候，也没有他喝醉的印象。母亲也不曾有过限制的语气。也许青年们在老师面前加意克制吧。
　　关于醉酒，父亲曾给我讲过，祖父他老人家“好酒”。绍兴上层人喜欢以白斩鸡下酒，且以胸脯肉为上乘。某次宴席上的冷盆里鸡脯肉不多，也许别人手快夹走了，祖父一怒之下竟把台面掀掉，不欢而散。父亲讲了他父亲的失控，也许亦引以为戒，所以，除了《两地书》起首有提到喝“醉”以外，没有什么文章讲述过这种情节。
　　这里还有一个关于留声机的故事。
　　在父亲的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他很讨厌上海３０年代留声机的声响，每当他仰卧藤椅、闭目构思的时候，如果有这类声响来打扰尤感不适。这时，如果我跑去纠缠，无尽无休地问这问那，母亲就会把我赶快带开，打发我下楼去玩。但１９３５年５月９日，父亲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项记载：“下午为海婴买留声机一具，二十二元。”
　　既然他很讨厌当时那种甚嚣尘上的世俗之声，为什么又花钱来买这架留声机呢﹖原来这又是为了我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