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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许广平》:十五、惨案发生以后

  女师大师生的胜利固然值得庆祝,但尖锐的斗争还在后面。章士钊于1925年12月被免去教育部总长职务,但他又担任了段祺瑞执政府的秘书长。
  不久,“三一八”惨案发生。1926年3 月12日,日本两艘驱逐舰,带着四艘奉军军舰,由旅顺驶入大沽口,目的是支持奉军攻击布防在天津的冯玉祥的国民军。国民军发出信号并开空炮警告日舰的行动。日舰置之不理,并竟开炮攻击。国民军遂开实炮还击。日舰被迫退出大沽。3 月16日,日、英、美、意、法、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等八国,就此事联合向中国提出“大沽至天津航道须全行停止战斗行为”等五项要求,限定在18日正午前答复。3 月18日上午北京各界在天安门集会,反对八国最后通牒。会后,二千余群众往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请愿。事先布置好的卫队在警笛指挥下开枪向群众射击。群众纷纷躲避时,卫队在东西栅门口用刺刀、棍棒阻止。群众死数十人,其中包括女师大的刘和珍、杨德群。
  这天上午女师大学生集合时,刘和珍打电话给教务长林语堂,因集会游行,要求上午全体学生请假。林语堂事先不知此事,他在电话中表示同意,但希望以后遇到这类事要事前通报,以便教务处安排。鲁迅事先也不知此事。当队伍快集合时,许广平估计队伍出发还有一段时间,她匆匆将昨天给鲁迅抄好的稿送去。到了鲁迅家,鲁迅见她放下抄稿转身要走,就问:“为什么这样匆促?”许广平答:“要去请愿!”鲁迅听了以后就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这明明是先生的挽留,许广平犹豫着不好执拗,只得留下了,就在南屋抄稿。鲁迅曾说过:“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他在1925年7月给许广平信中就说过:“我总以为不革内政,即无一好现象,无论怎样游行示威。”但他并不否定学生运动,他在“五卅惨案”后不久就说过:“今年的学生的动作,据我看来是比前几回进步了。”否则,他就不会全力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了。鲁迅认为游行、请愿的斗争方式要改变,还因为游行、请愿都是徒手的,而统治者有刀有枪,会下毒手,这会吃亏的,不利于“壕堑战”。那时游行请愿的事不断,习以为常,也是鲁迅把许广平留下的一个原因。
  那天许寿裳参加了学生的请愿。卫兵开枪时,他向栅门躲避,卫兵挡住了他。他说:“我的汽车在外面。”卫兵一听此言,以为他是高级官员,就放他走了。他出去后,找到林语堂,又一起回到了现场,见刘和珍已被装在棺材里。可见反动当局是事先准备好棺材的,是有计划的谋杀。他们赶到医院,杨德群尸体半躺在桌上,周围堆着不少尸体,惨不忍睹。他们两人设法把刘、杨尸体运回女师大。
  当天下午,在女师大图书馆工作的许羡苏赶到鲁迅家里,告诉了惨案发生和刘、杨牺牲的事。鲁迅和许广平立刻赶到学校。许寿裳将自己目睹刘、杨遭枪杀的惨状告诉鲁迅,鲁迅悲愤交加。据许羡苏回忆:“过了三天,我去看鲁迅先生,他母亲对我说:”许小姐,大先生这几天气得饭也不吃,话也不说。‘几天以后,他才悲痛地说了一句:“刘和珍是我的学生!’就这样,鲁迅先生气病了。”鲁迅接连写了《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等文字,痛斥屠杀者的血腥罪行和帮闲者的无耻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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