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记忆中，父亲的写作习惯是晚睡迟起。以小孩的眼光判断，父亲这样的生活是正常的。早晨不常用早点，也没有在床上喝牛奶、饮茶的习惯，仅仅抽几支烟而已。
　　我早晨起床下楼，脚步轻轻地踏进父亲的门口，床前总是一张小几，上面有烟嘴、烟缸和香烟。我取出一支插入短烟嘴里，大功告成般地离开，似乎尽到了极大的孝心。每每这个时候，女佣许妈就急忙地催促我离开，怕我吵醒“大先生”。偶尔，遇到父亲已经醒了，眯着眼睛看看我，也不表示什么。就这样，我怀着完成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的满足心情上幼稚园去了。。。。

admin V2 • 2014年11月14日

　　以前有一些文章讲到，父亲在大陆新村附近租了个房间存放书籍，称为“秘密读书室”。我尚可根据自己的印象，补述一些情况。
　　１９３２年，上海“一·二八”战争之后，父亲即打算从北川公寓迁居。他的日记里曾有和母亲“同往大陆新村看屋”的记载。后因父亲有北平之行，就拖了下来。直到１９３２年３月３１日，才“决定居于大陆新村”。之后，即有“移书至狄思威路”的记载。。。。

admin V2 • 2014年11月14日

　　瞿秋白和杨之华两位革命前辈，曾几次来我家避难小住。那时，我因只有３岁多一点儿，许多事情记忆不深。只记得我对他们两位，一称何先生，一称何家姆妈。尽管他们当时处在颠沛流离之中，但在来往中间，还不时地对我家有所馈赠。如赠送母亲面镜等等。就连我这个年幼的孩子，也特意赠送过东西。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９日，父亲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下午维宁及其夫人赠海婴积铁成象玩具一盒。”玩具有积木，似乎众所周知，这里说赠的是“积铁成象”，好像不易理解。其实就是铁材制成的可搭成各种形象的玩具。父亲对它这样命名，是非常贴切的。。。。

admin V2 • 2014年11月14日

　　父亲致命于肺病，但在生前经常折磨他的却是胃病。但这胃病并不是因与章士钊打笔仗才发作的。听叔叔周建人讲，父亲年轻时本来很健壮，难得见他生病。他得胃病最早的起因是少年时代赶乡考。考场距家颇远，有钱人家的考生雇了乌篷船去，而父亲家贫，只能靠步行。入场时间又在半夜，要在家里吃了晚饭赶去，随身还得带考篮，上面放着笔墨砚台和食物、小板凳之类。而同伴中大都２０多岁，有的已是他的叔叔辈，他们腿长跑得快，加之出发前有个同伴定要先洗了脚才走，等洗完脚又听说考场门快要关了，因此大家只能大步奔跑。这可苦了父亲，他年少跑不快，只能一路硬拼着。但他刚刚吃饱了饭，哪里经得住这种剧烈的运动？由此落下了病根。。。。

admin V2 • 2014年11月14日

　　虽然有了怀炉，但江南的冬天实在太寒冷，尤其到了“三九”天，室内常常砚台结冰，室外水龙头冻得放不出水来，因此父亲仍难以坚持久坐不动地写作。
　　为了保证父亲工作，后来在他的写作室兼卧室的西侧装了火炉。火炉并非昼夜不灭，只是每天傍晚，收集废纸，找寻木柴把它点着。每天晚饭后，父亲习惯总要放松休息一下，这时全家围着熊熊炉火，随意闲谈，倒也甚是有趣。这时我经常提些幼稚的问题，让父亲记在日记里，成为笑谈，如“爸爸能吃（掉）吗？”之类的忤逆话。火炉燃料需用“烟煤”，北方称“红煤”，但因为江南煤价较贵，每年总是熬到１２月中旬以后，才开始生火。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１９日，父亲在《日记》中记道：“始装火炉焚火”，２１日又记：“下午买煤一吨，泉廿四。”当时，一石大米大约平均８元上下，这样，一吨煤炭所需费用，相当三石大米，实在是很昂贵了。。。。

admin V2 • 2014年11月14日

　　父亲的房间里有两只鱼缸。一只矮而圆胖，紫红色的边沿，短短的三条腿。它虽然晶莹透明，我却并不喜欢，因为它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乐趣。缸里养着的几条金鱼，呆头呆脑的，却又非常娇气。上海的自来水氯气很重，再加上我们不会侍弄，所以养不了几天，有的金鱼就肚子朝天，翻起白眼夭折了，这使我非常扫兴。
　　但是，另有一只鱼缸，情况却不一样。这只鱼缸，高约１５厘米，宽约３０厘米，看上去玻璃不怎么光洁，并不怎么值钱，也许原本就是为家庭养鱼而制作的吧。。。。

admin V2 • 2014年11月14日

　　父亲的印章，现存有４９枚。有名章、号章及笔名章，还存有判别古籍真伪的“完”、“伪”、“善”、“翻”等单字章和“莽原社”等等的社团章。以石质居多，还有水晶石、牙质和玉质的。外形有圆有方；有经过加工者，也有不加磨制保持自然形态者。有一枚刻“只有梅花是知己”，石质，没有边款，我至今不知何人所赠。这些印章，现分别保存于北京和上海的鲁迅纪念馆中。遗憾的是，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母亲遭日本宪兵队逮捕以后，父亲的手稿、日记和图章，都被当做“罪证”抄没。待到母亲获释，东西发还时，才发现丢失了“十几个图章”，其中有母亲自己的印章，有“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图章，也有父亲的几枚印章。这十几枚图章，连同１９２２年父亲的一册亲笔日记，虽经母亲当面追寻，但均杳如黄鹤，一去不复返了。当时，日本宪兵队的审问者名叫奥谷，如尚在世，能够提供线索，使这些东西得以发现，是我的一线希望，也是广大鲁迅研究者和一切维护中日友好者的愿望。。。。

admin V2 • 2014年11月14日

　　父亲青年时代虽然学过医，但他很谨慎，一般不替人看病或开处方，也不随便向人介绍成药。他自己有病，往往满不在乎，可是看到亲友生病，就显得非常焦急，尤其是上海弟弟家中孩子有谁生病，更是念念不忘，关怀备至。因此，我们家里经常备有一些日用药品，种类虽不多，但往往能够奏效。
　　除了药品以外，家里还购置了一些简单的医疗器具。比如温度计（华氏标准）、蒸气吸入器、通便用的玻璃注射器等等，以备急用。纱布、绷带、镊子、剪刀等等，也都放在二楼五斗柜的抽屉里面，随用随取，用后放回，井井有条，从不紊乱。各种药品，也都有一定的存放位置，为的是取用方便。附带一提的是，这里虽说是“家庭日用药品”，但它的服务对象，有时并不只限于家庭以内。例如大姐周晔有过记述：父亲和叔叔曾在某天入夜，为一位受伤的洋车工人包扎伤口，这已众所周知，就无庸赘述了。我小时候种下了气喘病的根子，每到疾病发作期间，不但自己痛苦不堪，也使父母担心劳神，不胜其苦。。。。

admin V2 • 2014年11月13日

　　听母亲说，父亲原先不大喜欢看电影。在北京期间不要说了，到了广州，也看得不多。有一次虽然去了，据说还没有终场，便起身离去。到上海以后，还是在叔叔和其他亲友的劝说下，看电影才成了他惟一的一种娱乐活动。
　　我幼年很幸运，凡有适合儿童观看的电影，父亲总是让我跟他去观看，或者也可以说是由他专门陪着我去观看。有时也让母亲领着我和几个堂姊去看《米老鼠》一类的卡通片。记得和父母一同看过的电影，有《人猿泰山》、《泰山之子》、《仲夏夜之梦》以及世界风光之类的纪录片。。。。

admin V2 • 2014年11月13日

　　曾有许多人问过我，父亲是否像三味书屋里的寿老师那样对我教育的？比如在家吃“偏饭”，搞各种形式的单独授课，亲自每天检查督促作业，询问考试成绩；还另请家庭教师，辅导我练书法、学乐器；或在写作、待客之余，给我讲唐诗宋词、童话典故之类，以启迪我的智慧。总之，凡是当今父母们想的到的种种教子之方，都想在我这里得到印证。我的答复却每每使对方失望。因为父亲对我的教育，就是母亲在《鲁迅先生与海婴》里讲到的那样，“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admin V2 • 2014年11月13日

　　叔叔在他供职的商务印书馆参加编辑了《儿童文库》和《少年文库》生物方面的丛书，每种几十册。他一齐购来赠给我。母亲收藏了内容较深的少年文库，让我看浅的。我耐心反复翻阅了多遍，不久翻腻了，向母亲索取少年文库，她让我长大些再看，而我坚持要看这套书。争论的声音被父亲听到了，他便让母亲收回成命，从柜子里取出来，放在一楼内间我的专用柜里任凭选阅。这两套丛书，包含文史、童话、常识、卫生、科普等等，相当于现在的《十万个为什么》，却着重于文科。父亲也不过问选阅了哪些，或指定看哪几篇，背诵哪几段，完全“放任自流”。。。。

admin V2 • 2014年11月13日

　　父母到上海定居，住过景云里、阿莫斯北川公寓以及临时避难的几处。这些我丝毫没有记忆，而大陆新村的印象倒不少。
　　这大陆新村，现在知道是当时大陆银行所建筑的，共有两条弄堂，我们住的是第一条。南边的先造，称“青云小筑”。我家住的是９号。
　　大陆新村９号是新式里弄，进前门是方形的小天井，约有１２平方米，人一多就挤得转不开身。
　　内山夫人（内山美喜）经常给我家送些花卉。对此，父亲在日记中多有记载。但也有未记载的。我印象较深的是有一次送一盆牵牛花（上海通称喇叭花）。清晨，大家还没有起床，它已迎风带露，徐徐展开圆锥形的花朵，呈现它的风采；到中午，则因经不起烈日的毒晒，花朵就收拢萎蔫，显得十分委屈。但一到次日清晨，另一批花朵又灿烂挺拔地开放，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欢愉和希望。。。。

admin V2 • 2014年11月13日

　　从天井进门是客厅，中央一张大桌，可会客也可用餐。它可坐８人，父亲坐南面北，它既是主位又不碍上菜。配的８把椅子，均一色薄黑漆。在１９４６年或１９４７年由邵维昌用调和漆重新油过，变为棕黄色。我曾建议上海鲁迅纪念馆设法复原，似乎说过几次都没有动作，不知是否认为证据不足。其实检查椅子的油漆便是最可靠的证明。
　　这间客厅日常很少使用，平时家庭用饭都在玻璃格门内间，隔门可敞开。叔叔婶婶来也在内间吃饭，两家人团聚在一张小桌边更显亲切。孩子不上桌面，碗面上夹些菜在一旁吃，上桌面是孩子长大成人的标志。如叔父不带孩子来，那我就可坐在桌子边上了。父亲是绍兴人，又在家乡长大，按照生活环境和遗传，应当具有相当酒量。但记忆中没有见他醉倒过。其实他量不大，一两杯而已。喝尽杯中的酒就说：“盛饭哉?”同时劝别人再继续，但是客人也就此停杯用饭了。我不记得父亲喝过白酒之类。叔叔曾送来五加皮?由于是黑瓶大肚收口，印象很深?。。。。

admin V2 • 2014年11月13日

　　大概是１９３５年４月，或者更早一些时间吧，许妈带我到隔壁邻居家去串门。那是一户日本侨民。他家有一台落地式手摇大型留声机，高约１．５米。听到他们在播放唱片，十分新鲜。可是仍感到不过瘾，因为主人不许我用手摸动它，内心深处隐存羡慕之情。回家以后，婉转向母亲提出要求，母亲又向父亲表达了我的这个愿望。经过商量，表示只要不打扰父亲，可以考虑，但规定不许在父亲工作时播唱，只在饭后稍许放一会儿。我自然只有答应。过了几天，有一个晚上，看见内山先生笑呵呵地同一个店员来到我家，拎来了一架小型便携式留声机，父亲下楼接待。内山先生用日语向父亲介绍这架留声机的性能，并且当场试放。放完以后，让我再来看看，问我喜欢不喜欢。当时，我觉得它与邻家的那台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差得太远，连连摇头，表示不要。父亲见此情景，就告诉内山先生，说孩子不大喜欢，请麻烦给另换一台。内山先生痛快地答应了，让店员拎走了这台留声机。过了几天，换了一台，仍然不大，我还是嫌小不要；又过了几天，通知说另换了一台，比较大，搬不来，母亲就带我到内山书店去观看。去了以后，见留声机放在里面房间，是一种中等大小的。这时。。。

admin V2 • 2014年11月13日

　　从里间北进，迎面是水泥楼梯。上去十几级是父亲的卧室。边上亭子间。三楼卧室边上也有一间亭子间，可留住客人。三楼的卧室由我一直住到迁出大陆新村。卧室正面是落地窗，窗外是个宽１米长约２米的阳台。
　　有过一次，父亲为了什么事气愤不平，独自躺在这阳台上，母亲束手无策，也不知他愤懑的缘由，而我以为这样躺着颇有趣，也挤进去躺在他身边，父亲哼了一声“小狗屁”，起身了，他的气愤也一下子烟消云散，下楼吃饭去了。。。。

admin V2 • 2014年11月13日

　　幼时看护过我的保姆有两位，她们是阿花和许妈。
　　对于阿花，我当时太小，全然没有印象。我是从一张陈旧而尚未褪色的６英寸照片中认识她的。从照片上看来，她约莫二十五六岁，清秀的面孔，明亮的眼睛，瓜子脸，端正的鼻梁，乌黑而又匀整的“刘海”覆额齐眉，衣着整洁合身，神态端庄文静，双手扶抱着我坐在她的膝上。其时，我仅１岁。如果不是留下这张照片，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还有这么一位阿姨曾经扶我学步，带领我迈开了走进生活的第一步。。。。

admin V2 • 2014年11月13日

　　继阿花之后，我家又请来一位许妈。她在我家呆得时间较长，而我也不再是意识混沌的婴儿，因此对于她，我留有自己的记忆。她是江苏南通人，５０多岁，大概由于在家务农，平素练就了一副好身骨，体格健壮，背起我走毫不费力。她与同乡对话，都用方言，十句中有九句我听不懂。但平时却讲上海话，可见她在上海帮工，时间不短了。
　　为了让父亲安心工作，那时总由她带我出去玩耍消磨时间。大陆新村弄堂口往东迤南，有一爿“老虎灶”。一口硕大的铁锅，煮着沸水。附近居民谁要冲茶或灌暖瓶，往往花一两个铜板立即可得，需要沐浴的住户只要去说一声，就会有人挑一担滚烫的热水送上门来，并且倒入浴盆，服务周到。开办“老虎灶”行业以南通人居多。许妈常领我到那里去玩。这里是劳苦人民集聚的地方，百工杂艺，七十二行，为求谋生，各有其能。有时玩到傍晚，估计我有点饿了，许妈便摸出一两个铜板，临时买个扬州小贩的提篮点心（如“老虎脚爪”、“麻油馓子”、“脆麻花”等等）让我充饥。这在无意之中使我接触到了底层社会的一角，模模糊糊地知道上海除了高楼大厦之外，还有这么一些去处。。。。

admin V2 • 2014年11月13日

　　１９３６年的大半年，我们的日子是在忧喜交错之中度过的。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多。因此，家里的气氛总与父亲的健康息息相关。
　　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按照过去的惯例，父亲深夜写作睡得很晚。进入这一年以来，因为他不断生病，母亲就叮嘱我，进出要小声，切勿闹出声响，以免影响他休息。
　　遵照母亲的嘱咐，每天我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不敢大声说话。父亲的房门一般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父亲睡在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一展容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这些动作十分轻捷，没有一点声响。也不敢像过去那样每当出门，总要大声说一声“爸爸再见”。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么事？”父亲听后。。。

admin V2 • 2014年11月13日

　　秋天来临，一片萧瑟。因为父亲日益病重，家里寂静得像医院一样。每天要测量体温，医生也不时前来注射（有时由护士代替）。我耳闻目睹的大都是有关治病的事情，因此，心情更加晦暗。每次吃饭也没有过去的那种欢乐气氛了，父亲虽然还是下楼和我们一起吃饭，但吃得很少，有时提前上楼回他的房里去。陪客人同餐，也不能终席。所以大家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正在越来越沉重地向我们袭来。我虽然不懂父亲病情的变化，也不懂什么叫做“死期”，但脑子里影影绰绰地感到它会产生巨大的不幸，而且与父亲的生命有关。只是希望它不要降临，离得越远越好。。。。

admin V2 • 2014年11月13日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些人，有录制电影的，有拍摄遗照的……室内开始杂乱起来，不似刚才那样寂静了。
　　这时来了一位日本塑像家，叫奥田杏花，他走近父亲的床前，伏身打开一只箱子，从瓶子里挖出黄色黏厚的凡士林油膏，涂在父亲面颊上，先从额头涂起，仔细地往下，慢慢擦匀，再用调好的白色石膏糊，用手指和刮刀一层层地搽匀，间或薄敷细纱布，直到呈平整的半圆形状。等待了半个钟头，奥田先生托着面具边缘，慢慢向上提起，终于面具脱离了。我看到面具上粘脱十几根父亲的眉毛和胡子，心里一阵异样的揪疼，想冲上去责问几句，身子却动不了，母亲拥着我。她没有作声，我又说什么呢！奥田先生对面膜的胎具很满意，转头和内山完造先生讲了几句，就离开了。。。。

admin V2 • 2014年11月13日

　　关于父亲的死，历来的回忆文章多有涉及，说法小异大同，几乎已成定论。但在我母亲许广平和叔叔周建人的心头，始终存有一团排解不去的迷雾。到了１９４９年７月，建人叔叔即致信母亲要“查究”此事。这封信至今保存完好，全文如下：
　　许先生惠鉴：
　　前日来信已如期收到，看后即交予马先生了。马先生屡电催，您究拟何时返平？
　　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于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记得您告诉我说：老医生的治疗经过报告与实际治疗不符，这也是疑窦之一。此种疑窦，至今存在。今您既在沪，是否可以探查一下，老医生（老医生：即须藤医生。这是大家对须藤习惯的称呼，其余文亦同。作者注）是否在沪？今上海已解放，已可以无顾忌地查究一下了。不知您以为何如？草此布达，敬祝。。。

admin V2 • 2014年11月13日

　　建人叔叔又讲，鲁迅死后，你病了想找医生诊治，那时还没有离开虹口大陆新村，问内山完造先生该找哪位医生，内山讲了一句：“海婴的病，不要叫须藤医生看了吧！”那意思似乎是已经有一个让他治坏了，别让第二个再受害了。
　　商务印书馆一位叫赵平声的人曾在“一·二八”前讲过，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个“在乡军人”团体，其性质是侵略中国的，所以这个医生不大靠得住。叔叔听了就对父亲讲，并建议现在中日关系紧张，还是谨慎些不找须藤医生吧。父亲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

admin V2 • 2014年11月13日

　　父亲去世后，坟地选在虹桥路万国公墓。现在看起来那里离市区不远，而那个年代，被视为冷僻的远郊，所以有一大块地方可供土葬。那是孙夫人宋庆龄推荐的，因为在入口不远处有一大块土地是宋家墓地。
　　我没有跟随母亲去看过墓地的印象，只有和母亲、孙夫人宋庆龄、茅盾夫人孔德芷和婶婶王蕴如这几个人一起去挑选棺木的记忆。那是在万国殡仪馆职工来移走父亲遗体后的次日。我们是早晨乘汽车去的，先看了几家中国人开设的棺木店，店铺陈列的棺木，有些档次很高，也有平民化的。它们清一色是中国式的棺木，板材有些很厚，显得很笨重。油漆上等，光泽鉴人，闪闪发光。也有本色的，未曾油漆过。走了几家都不中意。听到大家议论，倾向买西洋式的，既大方又符合父亲的身份。因此，后来转回到万国公墓附设的售棺展示室，从西洋式里挑选合适的。我看见母亲反复巡视，打算选定一个中等价位，经济上能承受的棺木。她们边看边议，最后大家让母亲买一口相当昂贵的西洋式棺木，也就是人们在葬礼照片里所看。。。

admin V2 • 2014年11月13日

　　１９１９年２月，父亲卖掉绍兴祖居老宅，将全家迁往北平。这之前，周作人见大哥忙于搬家，便向北平的学校请了几个月假，带着太太羽太信子和孩子到日本探亲去了。搬家的一切事务自然都落在父亲身上。父亲从找房子到买下八道湾，寻工匠整修房屋和水道，购置家具杂物等等，足足忙碌了９个月。
　　八道湾的房屋高敞，宽绰而豁亮，是被称为有“三进”的大四合院。父亲让兄弟住后院，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小侄子们可以有个活动的天地；又考虑到羽太信子家人的生活习惯，特意将后院的几间房子改装成日本格式。而他自己屈居于中间二排朝北的“前罩房”。这屋子背阳光，比较阴冷。。。。

admin V2 • 2014年11月13日